相对剩余价值矛盾_超额剩余价值_相对剩余价值(2)

由于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工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地租（也就是说，土地所有权的现代形式）已经成为可能，这是撇开由土地肥力不同引起的地租差别而单单就地租的存在本身说的。因为，在这里，资本家起初按照传统（因为旧时代的租地农民变成资本家早于资本家变成租地农场主），一开始就从他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给土地所有者，所以他就把工资压到水平以下，来弥补自己的损失。随着工人从农村外逃，工资必然上涨，实际上也上涨了。但是，当这种压力几乎还没有感觉出来的时候，机器等等就被采用了，农村中又形成了（相对的）人口过剩（请看英国）。尽管劳动时间没有延长，劳动生产力也没有发展，剩余价值可以由于工资压到传统水平以下而增加。凡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生产的地方，实际上都是这种情况。在这一点不能靠机器做到的地方，就靠把耕地变为牧羊场来做到。因此，这里已经有了地租的可能性，[446]因为实际上农业工人的工资不等于平均工资。地租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完全不取决于产品价格——假定它等于产品价值。

地租的第二种增加，即价格不变，地租由于产品增加而增加，李嘉图也知道，但是没有加以考虑，因为他是按每夸特，而不是按每英亩计算地租的。他不会因为每夸特2先令的20夸特比每夸特2先令的10夸特多，或者比每夸特3先令的10夸特多，就说地租增加了（按这种方式，即使价格下降，地租也可以增加）。

此外，不论怎样解释地租本身，农业同工业比起来，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别：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在工业中是由于产品的生产较便宜，而在农业中是由于产品的生产较贵。如果1磅棉纱的平均价格等于2先令，而我能够用1先令把它生产出来，那末，为了争取销路，我一定会把它按1＋（1/2）先令，或者至少低于2先令。这样做甚至是绝对必需的。因为较便宜的生产是以较大规模的生产为前提的。这样一来，我就使市场商品充斥（同以前相比）。我必须比以前多的东西。如果1磅棉纱只花费我1先令，那末，这是由于我现在生产比如说10000磅，而以前只生产8000磅。其所以便宜，只是因为固定资本分摊到10000磅上去了。如果我只8000磅，那末，机器的损耗就会使每1磅的价格提高1/5，即20％。因此，我为了能够10000磅，就以低于2先令的价格[比如说，按1＋（1/2）先令]。这样我仍然得到1/2先令的超额利润，也就是我的产品价值1先令（已经包括普通利润在内）的50％。无论如何，这样一来，我迫使市场价格下降，结果消费者一般按较便宜的价格得到产品。而在农业中，在类似的情况下，我按2先令，因为，假定我的肥沃土地够用了，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就不会去耕种。如果肥沃土地的数量增加了，或者较坏土地的肥力提高了，使我能够满足需求，那末，问题就不存在了。李嘉图不仅不否认这一点，并且十分明确地强调这一点。

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土地肥力的不同不能解释地租本身，而只能解释地租的差别，下面这一规律仍然存在：在工业中，超额利润的获得通常是由于产品变得便宜，在农业中，地租的相对量的产生则不仅由于产品相对变贵（肥沃土地的产品的价格提到它的价值之上），并且由于便宜产品按较贵产品的生产费用。但是，我曾经指出过（蒲鲁东）[2]，这仅仅是竞争的规律，它不是从“土地”产生，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产生的。

其次，李嘉图在另外一点上也是正确的，不过他按照经济学家的习惯，把历史现象变成永恒的规律。这个历史现象就是工业（真正资产阶级的生产部门）比农业发展快。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是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在工业生产率提高到10倍的地方，农业生产率或许提高到2倍。因此，农业生产率，尽管绝对地说提高了，相对地说却降低了。这一点仅仅证明资产阶级生产的极其古怪的发展和它所固有的矛盾，但是并不妨碍下述论点的正确性：农业生产率在相对地降低，因而同工业品相比，农产品的价值以及地租都在提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农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相比生产率相对地降低，这只是意味着，农业生产率不是以同样速度和同样程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