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科摆_《傅科摆》在线阅读_傅科摆摆动轨迹图(20)

尽管新历史主义只是“一个没有确切指涉的词” ，内部亦不乏“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和“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的交叉与分野，但是新历史主义对于历史文本性的强调，实际上过度凸显了历史诠释的开放性和随意性，根本混淆了史实与虚构的区别和界限，从而将相对主义发展到了极端。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把客观存在的历史等同于文本形态的历史，而文本形态的历史又与文学没有了根本的区别，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驱使下，批评家便以为可以无须理会‘历史’，可以无拘无束地沉浸在文本阐释的欢愉中了。其实这样并无不可，关键是必须承认自己已被封闭在能指符号的转换链上，已经不可能、也无意再企及那最终的所指——那个本源的历史事实。从认识论上说，历史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前提。傅科摆”

卡素朋和贝尔勃的“野史”如果仅限于个人消遣并无不可，艾柯本人也喜爱那种虚构游戏的愉悦， 这样的创作甚至可以视为对历史的一种个人化、文学化的诠释。但是面向公众的历史撰述和历史诠释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面向过去、同时也塑造现在和未来。毕竟，历史不能简单地等用于文学，像老一辈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uwn）所指出：“如果说历史是一门想象的艺术，那么它不是杜撰的艺术，而是整理所发现的客观事物的艺术。” 如果打开历史客观性这个栅门，就如同卡素朋和贝尔勃的所为——解构了历史神秘性那头怪物，却又会放出弗兰肯斯坦这个妖魔。

毋庸讳言，当今学术界仍然笼罩在赫耳墨斯的阴影下，或者说赫耳墨斯借尸还魂，在人们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阴影之际，又让人们重回不确定性的泥潭。借人物狄欧塔列弗之口，艾柯指出学术界已经染上了癌症——细胞们“逆转、移项、转换，将自己改变成没有听说过的细胞，没有意义的细胞，或者与正确意义正好相反的细胞。” 在随心所欲的游戏中，崇高已死、意义已死，然而玩火者必自焚、学术大限将至。艾柯通过《傅科摆》所呼吁的，实乃一种“限度”意识。即便符号学、诠释学、乃至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依然受赫耳墨斯制约，——甚至唯其如此，我们更应该有这种睿智——既不僭用科学之名，也要避开游戏的陷阱。

[注释]

1、6、7、20、21：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4-35页、第36页、第46页、第172页、第175页。

2：茨维坦·托多罗夫《象征理论》，王国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页。

3：张大春《小说稗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6页。

4：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

5：Svetlana Boym,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literary ethics: Umberto Eco, Danilo Kis and The Protocols of Zio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Spring 1999).

8、9、10、12、14、15、16、22、23、24、25、26、27、28、36：艾柯《傅科摆》，谢瑶玲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610页、第703页、第265页、第426页、第698页、第252页、第311页、第56页、第106页、第252页、第496页、第610页、第460页、第599-600页、第640页。

11：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