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科摆_《傅科摆》在线阅读_傅科摆摆动轨迹图(19)

《傅科摆》中最清醒的人物是卡素朋的女友莉雅，她是查阅百科全书的专家，与“有学问的无知者”不同，她的诠释原则是相信常识、相信历史语境。根据普洛文斯地区的历史，依据一本观光局出版的旅游小册子，再加上历史语言学知识，她轻松证明所谓“普洛文斯信息”根本就是一张与圣堂武士毫不相干的送货清单，“36”和“120”不过是钱币数量，“城堡”、“有面包的”、“避难处”、“河对岸的淑女”、“波普利肯人的招待所”、“石头”和“大娼妓”无非是小城中一个个真实的地名而已。牛车就是牛车，玫瑰就是玫瑰，这里没有任何象征和神秘的东西。

不难看出莉雅身上有艾柯本人“文化逻辑学”的影子。 艾柯被视为当代结构主义符号学大师，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中心观念是系统（system），强调的是部分（或组分、因素）脱离了系统就不再具有意义， 针对昔日由“所指”与“能指”构成的“二元符号模式”，他提出了自己的“三元符号模式”， 认为语义要受制于历史的、社会的各种惯约，即受“文化场”的限定。众所周知，符号学和诠释学的基础是现代语言学，而索绪尔（Saussure）所发现的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使语言学注定与“真性”无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延异说”又使符号变动不居、意义四散飘零，所以在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等“快乐的实用主义者”看来，既是“使用”文本，何妨“过度诠释”。在“不确定性”甚嚣尘上的时候，艾柯提出“过度诠释”的问题，确实勇气可嘉。他指出：“我接受本文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诠释这样的观点。我反对那种认为本文可以具有你想要它具有的任何意义的观点。” 在他看来，“对本文的任何解释都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本文的线性展开；第二，从某个特定的‘期待视域’进行解读的读者；第三，理解某种特定语言所需的‘文化百科全书’以及前人对此本文所作的各种各样的解读。” 不难看出，最后一点与他的“文化逻辑学”或称“历史符号学”相应和，强调的是用“文化百科全书”来代替“词典”，用丰富的知识王国来代替暧昧的语言王国，用“历史语境”作为控制“意义不确定性”的缰绳。

如果仅仅是想说明神秘主义的话语体系并提出“过度诠释”的问题，艾柯也许再写一部《玫瑰之名》就够了，《傅科摆》的超越之处在于，它写出了秉承后现代精神的知识分子如何玩火自焚，并且引导人们思考应该如何对待历史。

卡素朋从小就是一个“不肯轻信的人”，在写作以“圣堂武士的审判”为题的博士论文时他只看第一手资料。然而，“一个不肯轻信的人并不表示他什么都不相信，而是说他并不什么都相信。……不肯轻信并不会将好奇心扼杀；相反的，它会使人更好奇。” 专注使人近视，长久地浸淫在神秘主义素材中，人的心态自然会发生变化，所谓“如果你的论文写的是淋病，最后你也会爱上螺旋菌病毒的”。 除了环境的潜移默化，推动他走向悲剧的还有多年的学院化训练以及对整体性的偏好。他自诩说：“我所知甚多，杂七杂八的事，但只要在图书馆呆几个小时，我便可将这些事连结起来。” 为此他甚至开设了一家“文化调查公司”，自封为“学识的”。正因为有如此本领，他才敢于自夸：“如果真的必须有个宇宙阴谋，我们可以发明出一个最为宇宙化的。” 作为这份玩笑计划的操刀者，他试图将所有材料整合进一个宏大叙事，而基本方法就是“发明联系”。在此过程中他日益走火入魔，逐渐失去了分辨相似和相同、隐喻和真实的智慧。正是最后无中生有的“三斯”这一笔，使他逾越了诠释与虚构的界限，在“将一张清单变成一篇诗歌” 的同时，释放出一个异化的弗兰肯斯坦。

环视学术界，卡素朋和贝尔勃当能找到许多盟友。比如海登·怀特，其“元史学”（metahistory）理论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而强调其诗性，声言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大同小异。 再比如保罗·利科，他在《历史与真理》中也强调：“历史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历史实际上是不精确事物的领域。……历史需要是客观的，但历史不可能是客观的；历史需要再现，但历史只能重建。” 特别是在今日方兴未艾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领域，卡素朋和贝尔勃还能找到更多的“合法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