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简历_朱永嘉博客我了解的姚文元_朱永嘉新浪博客(87)

特别把王任重的发言稿转给，批注说：“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挂帅的。”

认为，领导干部不能一心只为自己，还必须要关心群众。比如一个厂长只关心抓生产，不关心工人生活疾苦。生产抓好了，生产搞上去了，厂长有了升官的政绩，对他个人是有直接利益的。但生产搞上去了，不等于工人的生活疾苦也解决了。而解决工人的生活疾苦，与厂长的政绩并无直接关系。如果厂长只顾抓生产，结果可能是生产上去了，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却疏远了。工人并不是被当作主人翁，而是被当作生产的机器。这样长期下去，必然引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激化，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1969年，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中说：“看来，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他是跟着过去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搞什么奖金，等等。”【待续】

*****下接《与大起底（1430）》*****

与大起底（1430）/的再起（13）

【接前】综上所述，既然强调“挂帅”，强调“信仰驱动”而不是“利益驱动”，说明并不认为金钱万能，而是相信“信仰”的力量。既然相信“信仰”的力量，那么理所当然就是一个“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如果是一心只想着“私利”的“追求利益”类型的人，那么搞的体制，也应该是围绕着“利益”这个主轴转动的，不可能搞出一套围绕“信仰”主轴转的体制。

作为中国领导人，即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从个人的利益来说，也并无任何损失，甚至还可能获利更多。坚决按照主义的理想来改造中国，坚持中国走道路，这一切都不是出于的个人私利，而是出于他对信仰的追求。

既然是一个追求信仰的人，是一个“重义”的人，我们就应该从“信仰”的角度，从“义”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的所作所为，而不应该从“利益”的角度，从“重利”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的所作所为。

然而一些人却偏偏要从“利”来理解，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在一些无法用“现实利益”来说明的问题，就用“心理”和“身后名誉”来解释。

对于打倒，从“信仰”的角度解释，是为了避免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从“利益”的角度解释，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剥夺的权力，还可以用“现实利益”来解释；那么批斗，并得不到什么具体的利益，于是就被说成是天生喜欢整人，看到被批斗，就得到一种“心理”。好像他们是肚子里的蛔虫，连的“”他们都知道。

对于担心中国出现赫鲁晓夫，从“信仰”的角度解释，是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会使中国“变修”；而从“利益”的角度解释，就变成是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会做否定他的身后名誉的报告。

原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更不会害怕“身后名誉”。敢把大骂他的《五七一工程》公布出来，可见连现实的名誉都不怕，又怕什么“身后名誉”呢。

卫士李银桥回忆说：【到了60年代初，有一次去湖南，专列开动后，我们许多工作人员与一起聊天。李敏说了一个情况，说扫墓时还听到有人骂。恰好列车服务员姚淑贤走了进来，坦然地笑着说：“小姚，我女儿回去扫墓，说还有人骂我呢。”

姚淑贤条件反射地嚷起来：“肯定是阶级敌人！”

仍然在笑，摇摇头说：“不对，不能说得这么绝对。有人骂是正常的，没人骂是不正常的。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因为我也不是一贯正确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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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起底（1431）/的再起（14）

【接前】停了片刻，带着思索的表情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深沉缓慢：“挖过我的祖坟，党也曾把我开除一边，革命不是容易事，革命就要舍得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也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误。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我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