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出西安事变意义_会宁会师的意义_西安事变简介(5)

赖秀金，以及这群爱国青年学生其他的阶级身份（有父母身在海外为巨富的）造成的其个人品行的不一，（如有嫖妓成性的），说明靠这些未经改造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担当抗战大事，必败无疑。片中客观表现出的这位小资产阶级女性纯粹利己的动机，客观上说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自身的必要性，尤其当置身在严酷的历史时代，并加入血与火的斗争环境里，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不但将造成自己的堕落和死亡，也将造成同胞和同志的牺牲。

这些小资产阶级爱国学生，只有邝裕民有个人血海深仇。据赖秀金说：“他哥军校毕业不久就抗日战死，家里不让参军，才那么激动。”因此，其他青年，尤其是赖秀金，都没有“那么激动”。他们虽然有“我把自己还给孕育我的土地”（王佳芝的台词）的志向，但它只来自剧本书中，而非来自生活实践。而紧接着这句台词画外音“左一点，再左一点，还要再过来”，编导要暗示我们，他们都只不过是左派幼稚青年，甚至极左的狂热分子。为了把这个观念加之于人，编导特意让学生说出他们极不可能在现实中说出的话，“你要扮抗日英雄。”“干嘛不杀两个容易的？再不杀要开学了！”

但是无论编导的意图如何，这些青年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包括邝在内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为，斗争是容易的。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抗日斗争也不是象他们在演出成功后开庆功聚会的狂欢，而是象影片中出现的那个在熊熊炉火上煎烤油炸的油锅，要把每个人都煎烤一遍。但是如果说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弱点可以在斗争中在正确的引导下（在党的主义阶级论下，而不是在的特务中）加以克服的话，那么编导的别有用心的表现则其心可议了。

然而虽然他们品行有参差，但他们都被卷如入抗战的大洪流中，说明抗战是全民族的事业，各个阶级的人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伟大的历史时代。但究竟是随波漂流（除了邝以外的大部分同伙，包括王佳芝和赖秀金），还是真能够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脉搏结合起来，真金不怕火炼（影片中没有这样的人物，连邝裕明都被处理成有另人无法忍受缺点的人），将被时代所拣选。不坚定的无法自我改造的就终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

在所谓对“人性”的刻画上，值得注意的其实还是那些阔太太们。在张著小说中张爱玲只写到王佳芝担心她如果再不搬到公寓去住，易太太要发现她和易先生的。但在电影里，实际上不但外国人难以理解（李安的所谓“文化差异”），而且中国人自己也容易忽略的是，在牌桌上的言语交锋和脸色眼神的微妙变化和交流中，以及在贯穿全剧的细节安排上，李安是要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易太太自始至终是知道两人的，甚至是刻意安排两个人的交往的：在片头的牌桌上，几个太太的互动暗示易太太知道当中的几个人和易先生有染，而在后来的剧情中，她或者借故不赴三人的同时约会，或者明白地让两人知道她当天不在家的消息，留下王易两人单独会面的机会，以及在递补药给易先生喝时有意无意让王佳芝知道易先生性机能上的状况，都是在故意撮合两人的。这是现代中国的“国情”：一部分腐朽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家庭：为了维护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被遗弃，这些百无聊赖的贵妇不但自己要穷奢尽欲，而且需要为虎作伥，奉送新欢给她们的先生，以讨欢心，表现她们的绝对忠诚。（这在张著的小说里也有所表现，如她通过马太太提到的“易先生过生日，不是就说麻姑献寿”以及相关讨论等等）。这就是李安要表现的“外国人不懂”的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中上流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贵族）家庭生活。这里充满了腐烂、无聊、庸俗和奸巧。他们在麻将桌上讨论的是如何囤积居奇，。普通百姓的生死不在他们的考虑中（当路有冻死骨的时候，她们自述“拼命往身上屯”东西）。她们在牌桌上的“察言观色”的“琐碎”据说也表现了中国的独特性，但是这只是代表了留存在勾心斗角的里的封建帮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