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出西安事变意义_会宁会师的意义_西安事变简介(13)

爱情是虚无缥缈的，抓不住的，只有性是真实的；

人性是虚伪的（或者脆弱的），只有强权是实在的；

是黑暗的，只有享乐、纸醉金迷是光明的；

历史是荒诞的，只有伊伊哑哑的胡琴声是永恒的。

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编导这样的结论，完全是从特定阶级立场（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中产阶级），又是从特定意识形态立场观察得出的看法。这种意识形态立场既脱离正统近代史观，又深深植根于其中，同时还将它们投射加之于他们所不理解的人民的爱国力量上。

当李安一次英文访谈中说：“我完全认同王佳芝这个角色，虽然我不是一个女孩。我还觉得汤唯是我的一个女性的化身”时，他在表达一种什么看法呢？王佳芝在剧中最后成为叛徒，被易奸枪毙。（据的陈相因认为，她是“得到了自己最需要和最在意的真情……最后选择的不是决定生存的目标，而是死亡的意义。”这种诠释从李安为她设计的最后的表情可以得证。）但是也许李安不至于希望自己有这个下场(在采访时候他说:“我要是王佳芝,早把易先生干掉了。”可见一切“爱情”的渲染都是幌子，李安骨子里在意的不过是保命哲学。

)那么在电影叙事学的范畴里，或者在李安的“存在主义哲学”里，王佳芝（实际上是麦太太）还有什么可能选择吗？也许她可能被易奸识破，而她宁死不屈，但是李安说“我不想做烈士”。那么这个可能排除了。也许她还可以投降，供出一大笔名单，莫非这是李安所欲的，他的“恐惧”所在？难道做“娼妓”是编导认为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

为了理解李安对待历史的立场，最后我们对电影的分析回到作为影片和小说所表现(representation)的历史现场。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电影叙事采取这种方式，为何李安说“影片实际上表现的是中国的内战。”首先是对抗战爆发和对国共两党作用的认识。在这里我还是将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论述为参照。在我看来，唐德刚的看法代表了李安这些据说脱离了正统论述的立场。

他的观点是：“西安事变把抗日战争提前了。抗战是拿全民族的命运作孤注一掷，岂是搞着玩的！我们的抗战十分可以避免，无人可以臆断。”因为据说“史家可以认定的，则是那时日本侵华并无固定政策。战前那些所谓‘事件’，

都是一批‘卤莽灭裂”而目光如豆的日本少壮军人搞起来的。他们原无’鲸吞中国”之大志；而我们地大物博，加上个老谋深算的蒋委员长，和他们再打它一两年太极拳，不是不可能的”（89）

这其实当然还是正统论述为绥靖政策辩护的立场。然而有趣的是，还是这个唐德刚，在同一本书里另一处却得出了另外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以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后果。”（63）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对西安事变的后果得出了与前述论述大相径庭的客观看法，

不过话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党，中国乃至蒋氏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

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把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