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出西安事变意义_会宁会师的意义_西安事变简介(23)

《色戒》同样给了我们一种历史哲学，或许最明显的暗示在最后那个场面：叛变使命后，女主角登上三轮车，要车夫送她回公寓。车夫“绕了一个圈子”，三轮车边系着风车，遇到警察封路时，王佳芝拿出氰化钾丸，心里却闪现当时那场强光下的邝裕明对其意识形态召唤场景（“王佳芝，上来！”）。风车意味着随风驱动的人工机械，又暗示着唐吉柯德的大战风车的故事：编导既想喻示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又想挑明个人无法左右历史的荒谬进程：这似乎也是一种“唯物史观”，然而它想说明的是历史的虚无荒诞，人在历史中的无所适从，以及人被意识形态召唤收编的荒谬（在这里意识形态的内核是的“对绝对命令的绝对忠诚”的观念。）而非汤唯所理解的“自我选择”的“存在主义哲学”。这种资产阶级非理性哲学与本雅明的上述历史唯物主义正好相反：本雅明的哲学是人要摆脱伪“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发挥人的主动创造性，推动历史向进步的方向发展，而这里的非理性哲学意图表明的是人是荒诞历史的。

这个故事也只不过告诉我们，在缺乏主义经济学和阶级分析方法之下，“爱国”的（小）资产阶级“愤青”很容易转变成右派。这不但是当时左右派经常彼此转化的原因所在，包括丁默村、李士群（影片中的易奸形象）这样的在国共和侵略者三者间反复摇摆叛变的关键；也是当前作为（消费型）民族主义主体的中产阶级左右摇摆，和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意识形态联手狂欢的关键原因。因为对不同阶级来说，意味着不同的含义，包含着不同的人群。在他们眼里，有不同的现实，有不同的“人民”。（以及对“爱”的理解上，不同阶级立场的人有不同的定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

因此，我们也应该毫不奇怪为什么在对待这个电影的问题上，有关方面无力而回避作出反应：尽管它对结尾的台词作了篡改。民族主义者的抱怨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这不是无意的忽视，放弃了一次很好宏扬“荣辱观”的好时机。恰恰相反，是路线和现实完全无力，也不敢回应这场争论（比如：它不敢回应指出党当年和片面的抗战路线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依靠群众路线(近年的历史教科书编纂问题说明今天的教育领域高层已经完全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控制，由于高考取消了历史学科,今天的学生已经对中国的近代现代史十分陌生,更不明白国共之争的意义);

因为今天它已经背叛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背离群众路线。（这表现在不断深化的“非毛化”进程；再比如，今天这支军队在现代化、正规化上不断取得进展，它的军装在形象上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军装不断看齐，但却恰恰去掉了首当其冲的革命化。）今天官方的“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已经正式剔除了思想，将近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重新定位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是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

也就是说，后时代当前已经正式与49年以后的时代作了切割，与思想作了切割。这种切割对于甘阳的“通三统”以接续“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构想，对于张旭东的关于新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理论规划是个巨大的讽刺和打击。（作为当前路线引领下的一股思潮，它已经拥有了深厚的社会土壤。近期的内地所拍的电影《集结号》，已经将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描写为无“人性”的无关正义与解放的残酷冷血内耗。它暗示的是国共相争的非必要性，也是一种寓言呈现。这既是年以来当局以单纯经济增长取代价值作为执政合法性依据的必然发展结果，也是目前进行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前奏。《集结号》先上新闻联播，再上焦点访谈不是偶然的巧合。）

正因为此，它也无力回应自身所造成的“盛世”表面下的巨大危机。因为它对造成的重新阶层分化和阶级斗争无法解释，也避免公开讨论。相反为了“和谐”的目的不但压制阶级分析（三联的党委书记亲自出面，对坚持在杂志上发表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现实的文章的汪晖“讲了”是一个例子。这当然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而且继续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维权的要求实行本质上是某个阶级的“专政”。历史的轮回感不是李安一类人的，也是广大人民的感受。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这种历史的荒谬感带给我们的不是对历史是非的不可知论，汉奸的“说不清论”。恰恰相反，它带给我们的是痛定思痛，丢掉幻想，重新集结力量的再出发。对于《色戒》迄今为止的失败的讨论告诉我们，一旦丢掉了主义的经济学和阶级分析方法，掉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沼，是如何无力对资产阶级投降派的进攻作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