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出西安事变意义_会宁会师的意义_西安事变简介(21)

这也是为什么用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来批评这部电影，虽然是可取的，但是是永远不够的：祝东力用以色列民族不会容许亵渎民族烈士的影片来指责，然而反对者可以很容易举出相反的例证来，比如有人可以举出几部“投敌”的描写“人性”的影片“供参考”。解释很简单，祝东力落入的误区是：他忽视了民族主义是任何阶级都可以寻求的，但是对不同阶级来说，却意味着不同的含义。对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来说，它只意味着这个特定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反抗外敌的斗争威胁到这个阶级的经济利益，而和侵略者“合作”能够保住其暂得利益时，它是不管什么祖国不祖国的。同样，在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港台的不少中产阶级人士，一些出于主义的目的，更多出于其阶级利益，更加变本加厉地解构“爱国主义”或“民族大义”，因此他们对影片的吹捧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而对广大的劳动阶级成员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最广大人民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不是“工人无祖国”，恰恰相反，在当前民族国家利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分割的利益体时候，工人阶级，以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联盟，才是真正爱国的主体。

因此，是左翼民族主义，还是右翼民族主义，关键点是建立在阶级分野的基础上。如果不澄清这个问题，它不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曾经被纳粹蹂躏的国家，以性解构民族大义的影片层出不穷（即使在以色列），也将无法有效批评随着李安电影“热播”之后，必将出现的一大批同类影片。

因此，用民族主义说李安“不爱国”，并没有击中他的要害。作为出生在的人后代的他，毕竟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而且，我们当然很容易注意到影片里众多“爱国”的因素：除了刻画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操外（虽然将其表现为幼稚的左派青年――表现为如邝裕明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的批判：“现在这种气氛，谁还有心情看这种“布尔乔亚”的东西”），对于香港、上海两地“双城记“的刻画，客观上解构了那些海外人士所乐意宣扬的后殖民话语中的所谓“暧昧性”“居中性”。比如，香港人被表现为爱国的，而不是没有国家认同观念的。在爱国剧社演出后，是香港人激动地振臂高呼：

但是伴随着这个表白的是，他同时不但说汤唯扮演的王佳芝代表他的“脑”，（这表明“很浪漫、很前卫的那种情怀

”是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对的浪漫化，这种浪漫化一旦在残酷的国内社会阶级斗争和国际间的民族斗争中破碎，则产生了对的幻灭感和动摇投降），而且说梁朝伟扮演的易奸代表他的“balls”。（这不但表明了资产阶级投降派的动摇一面，而且表现了所谓的他的“温柔敦厚”的虚伪性和残忍的一面）。问题在于，李安现在爱的“国”，虽然不是“党国”，却只是一部分他所属于的人群。在他看来，他所爱的这个阶级，可以代表全体中国人、整个国族的利益。而对于另一阶级的人（甚至他所属的所代表的要为之说话的那个阶级的一部分人）来说，却不领他的情，指出他在兜售的汉奸意识形态，至少是为动摇的汉奸通敌者同情性地辩解。

这也是为什么用道德的沦丧来批评这部电影，虽然是可取的，但是是永远不够的：以传统文化和道德来维持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尽管可以新瓶装旧酒：一方面在背叛和剥夺工人阶级的利益，一方面放言道德。“一贯正确论”解释不了当前社会的巨大道德危机，“越来越紧密论”是无视现实的自欺欺人的语言。这种现实和表达的强烈反差也是让人觉得历史和现实的荒谬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我们觉得“通奸”是更人性更自然的？是什么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觉得成为叛徒是最幸福的？同样，这里不是在进行道德批判，甚至也不是仅仅在进行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批判，因为这样做是无力的。“通奸自然论”，“换妻论”，“虐恋文化论”，我们已经从某个阶级的“学术权威”李银河处得到了最权威的论证，这个电影成为国内“精英”一致交口称赞的现象，也不过是顺乎自然的发展。这种道德观念是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在现在，这种道德观只不过成为中产阶级白领孤芳自赏，陷溺于个人享乐的支撑，而在战争期间，尤其是现代中国抗战的艰苦对决中，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上的动摇性、保守性却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正因此，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对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社会革命和思想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乎历史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