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出西安事变意义_会宁会师的意义_西安事变简介(20)

阶级话语的消失，对阶级分析法的拒斥，不但表现为“非毛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而且表现为八十年代以来，这个国族身份逐渐发生变化。但年的风波对它还不是致命打击，九十年代以来的私有化进程才是它彻底瓦解的根源。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发生根本逆转：如汪晖指出，“这些中国时代的‘主人翁’现在通过所谓市场改制落入了‘弱势群体’的范畴，但他们并非天生的‘弱势群体’――这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完全缺乏公正性和合理性的社会过程的产物。以上述方式进行的所谓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制与‘弱势群体’的创制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共同宣告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转变。”

从历史上的作用上看，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曾经是两个集团的共同点。尽管从对现代性的具体路向的寻求上曾经有过巨大差异，

但由于这个体制能确保高度的集中，有利于国家建设，而一直沿用下来（这意味着缺乏充分的）。当然，汪晖已经深刻地指出，“现代时期所有国家都是党―国，概莫能外。”因为“统治权从传统的君主转化为现代的政党，这是现代组织和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因此，他进而将现代以来国家体制的演变概括为“从党―国体制向国―党(state-party or state-parties)体制的转化”。后者指政党“不再是某种理念和实践的行动者，而更接近于一种常规性的国家权力，”即“在一定程度上‘去化的’的权力机器。”

在中国，伴随着这股七十年代末重新开始，八十年代末以来加速的“去化”潮流的，是九十年代以来剥夺工人阶级利益的私有化进程的加速。因为越来越依靠私有企业主，路线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似乎解放前统治下的上海发展模式成为今天奋斗的目标――这正是李安觉得历史荒谬的地方。如果从这一点出发，那么什么是历史正义就不都成为无稽之谈了吗？既然它们随时可以被颠覆；那么什么是汉奸、什么是爱国者，就不都成为“风水轮流转”的说不得道不清的伪命题了吗？

李安对的历史观教育产生幻灭，是源于对黑暗历史的了解加深，以及近来“去中国化”下所谓对于民族国家的反省。李安觉得历史荒谬的地方在于，当“去蒋化”搞得轰轰烈烈，让他们这些的后代几乎无处容身之时，恰恰是党领导的大陆进行静悄悄的“非毛化”革命（或非革命-），提升两蒋的历史地位，并重新拣起了当时的以精英为主体的国家建设的政策路线。他们真正是没有了家园感：历史的轮回和荒谬既然如此，那么何谓忠奸，何谓国共争斗正义的一方，孰是孰非，不都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吗？

张爱玲写《色戒》，动笔和最后落款的日期都在1950年（尽管在三十年后才发表，因为当时的尚不容为汉奸辩解的话语出现。即使八十年代拍的以张爱玲和胡兰成故事为题材的电影《滚滚红尘》也在被禁），她的目的在于将50年代的历史背景置换到抗战时期：不在于为汉奸（相反，在小说里她包含了对汉奸本质的深刻认识，对胡兰成的诅咒），而在于抵抗胜利后党的革命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李安则是将当前的时代背景措置到同一个时期，意在于为汉奸：因此在他的电影里，不同于张爱玲原著的精神是，汉奸因此有了人性的光辉（虽然还是暧昧的，和杂糅的。这是他的资产阶级形而上的人性观。和张爱玲也有所差别。）对于张爱玲来说，她是要表达她的悲观主义和，为自己的失败的恋爱和婚姻辩解（因此才说“爱无所谓对错”），对李安来说，他是要表达他的历史轮回论，为汉奸辩解，为自己内心的“恐惧”剖白。两人的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表现的侧重点也完全不同：张的小说是不动声色的暗示麦太太的性关系和性心理（出于“汉奸婆对于抗日英烈的阴暗心理”，出于“一个丑女对于美女的阴暗心理”（王小东语），但更出于为自己辩解的目的），李安的电影是浓墨重彩地铺张的画面（这虽然也是李安在个人才华和领悟力上远不及张爱玲的所在，导致他的电影艺术性的低下。但也是出于他要表达的主旨使然）。张的小说痛斥和鞭鞑汉奸的邪恶，而李安则遮蔽汉奸的奸诈和残忍。（虽然李安曾经坚持拍摄易奸在审讯中的残忍一面，但在正式播出时舍弃了。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他要争取的观众对主义的认同、对易、王的同情将大大降低乃至不可能。并不是他没有认识到汉奸的邪恶，而是出于历史的轮回论和不可知论这种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造成的暧昧。虽然他甚至可以让他们自承是娼妓：这种对敌人懦弱谄媚，对自己同胞凶残的人他也承认是为虎作伥，但他要表现出这是他们的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但李安和张爱玲的共同点在于，这种故意安排的历史错置，这种借形而上学的“性的力与量”（无论是隐晦还是显白的），目的在于解构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的合理性和道德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