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出西安事变意义_会宁会师的意义_西安事变简介(18)

现代中国的国族建设与资产阶级的前世今生

汤唯：“那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子。我觉得，她很真实地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她自己所需要面对的困难。而且到最后，我觉得她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她作出了她自己最想要的选择。我觉得她......（犹豫，停顿片刻）其实她还是一个蛮好的人，我觉得很值得。”（旧金山TVG《今夜有话要说》李安、汤唯访谈）

汤唯：“我只是觉得她这一辈子，她23岁死的，太值得了。这二十三年太值了。她经历这所有的感情，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女人，能够经历过的所有的爱情。她而且非常幸福的是，她是和她的初恋情人一起死的，死在了她最爱的人手上。那样的一种结果是，我觉得是女人觉得是最浪漫的。”（香港TVB汤唯访谈）

正象王佳芝爱邝裕明是出于代入（empathy），是少女朦胧的情感，而汤唯认为王佳芝最爱的是易先生，也是以她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基础代入（可以说是张冠李戴，也可以说是以己心度量他人）的过程。至于把不但自己成为叛徒并落得被处死可耻下场，而且连累同志牺牲视为是“最浪漫的事”，也只能归之于她在剧组中受的教育。而我们知道至少张爱玲是不认为这是很浪漫的事情。我们要强调的是，汤唯的“很真实”“很值得”的思想不是来自她自己，而是来自她所崇拜的权威：“金牌大导演”“李校长”。如何引出西安事变意义但为什么汤唯这么容易接受这种“幸福”而“浪漫”的想法？是什么样的社会氛围产生了这种促进接受的媒介和背景？

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不但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与气壮山河的感人事迹业已成为整个民族的心灵记忆，成为民族精神的财富。然而在某些人心里却是一种神话或迷思。不同的话语时至今日仍在争夺对于抗战,对于近代中国的诠释权力，话语的主导权。这本来不是件不可理解的事：其原因正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族建设至今仍未最终完成，（或精确而言，在大陆曾经接近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但由于历史道路的扭转，这一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又在某个时候重新开始），也体现在两岸的尚未统一的历史现实上。正是置于这个背景下的关照，给我们理解这部电影的意涵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影片用暧昧的民族情结（王佳芝最后的个人身份不但被改换，而且民族身份被颠覆收编），来暗示中国的国族身份是暧昧的、流变的，甚至用文化来定义都不可能。这也表现在影片中另一个缺席的他者：。然而在影片的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中却或许隐含了对的文化的诠释。我们注意到，在张爱玲小说里，对王佳芝并没有个人家世的介绍。影片的编导填补了这个遗漏，将她设计为她的母亲已死（中华传统文化已死），父亲带小儿子离弃了她（“祖国对的遗弃”）。于是王佳芝，作为“亚细亚孤儿”，被祖国（以老吴作为严厉而无情的“代父”和邝裕明作为懦弱无能的“哥哥”为象征）利用来作为“娼妓”与日伪通联，因此她被后者收编。她的被毁灭的民族身份，由于不可能代表香港和上海（内地），被编导寓示为现在国族身份的“暧昧性”。因此，这部影片不但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寓言，而且是编导暗地里对现代中国大陆和关系的寓言。

然而即使在我们在上面已经理清了电影的种种话语，包括和历史话语之后，我们其实还没有彻底弄清它的其所从来。李安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拍这样一个影片？是什么时代背景让他觉得这一两年来张爱玲（他自称他的“祖师奶奶”）一直在召唤他一定要拍这个影片？即使说他是要宣扬汉奸的意识形态，为什么是在这时，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近六十年之后？是什么样的梦魇让他在今天仍然觉得“恐惧”？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先简要回顾中国的近现代史。

中国从19世纪中期被西方入侵以来，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经历中国文化体系发生“天崩地裂”之后的近现代史，是中国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而艰苦探索和流血斗争的历程。“漫长的20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就是这种“国族身份”(nation-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