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出西安事变意义_会宁会师的意义_西安事变简介(17)

那么李安如何理解张爱玲的小说的

主持人：“（拍摄时）有没有想到张爱玲与胡兰成、丁默存与郑苹如？”

李安：“我有很多想到张爱玲的。因为这个故事很明显地，它是借郑苹如这个事件来写胡兰成。我觉得是相当明显的。虽然她一直想赖，一直想......（稍停顿）不愿意承认。写文章否认。至于郑苹如，张爱玲用她来写这个事件，我觉得她心中还是有这个事情。当然只是说借用这个事件。我觉得内心是在写张爱玲自己。”（TVG访谈）

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哲学”经验我们暂且不谈，然而影片的结尾与张爱玲的原意恰恰相反，李安不是如张爱玲那样让易奸兴高采烈地回来，而是要让我们看到易奸回来后进入他们原来的闺房，坐在床边似乎眼有泪光。如果说张爱玲（表面）

尤其恶劣的是，张爱玲还只是在小说里暗示麦太太和易奸细之间的性关系，以及由此造成前者最终的动摇背叛（她还有所顾忌，不敢直露），而李安是明目张胆地通过裸的施虐/受虐场景阐发“主义”的“爱的真谛”。这是裸的对先烈的亵渎和鞭尸，是他自身的施虐/受虐欲望的表白和倾泻（他自己承认易奸代表他的男性生殖器，而王佳芝代表他的脑。）

我们再来看看编导是怎么篡改历史上的史实的。这里，他们无法用“电影创作与现实无涉”为自己辩解。他们的机心、煞费苦心，表现在他对历史事实的刻意编排上。在现实中，郑苹如是随身带两颗三克拉的钻石，是自己的物品，而电影里却改成六克拉的由易奸赠送的礼物。这里的问题不是“如果钻石恰好是汉奸送给郑苹如烈士的，又是六克拉的，怎么办？”而是“为什么编导要编排这样的情节，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更为另人发指的是影片对历史现实，出于解构民族大义的完全改编：

事实是，在皮衣店一击不中之后，郑萍如又携带去76号总部刺杀汉奸头子丁默村，这才被捕。更何况，郑萍如一家满门忠烈。她的未婚夫和哥哥都是中国空军飞行员，为国捐躯（在这里“哥哥”形成了另一个“互文”――本文作者）；她的父亲，有一种说法是日伪当局开出条件，只要他能够出任汪伪的司法部长，就可以饶他女儿不死，但他拒绝了，在女儿就义两年后，郁郁而终；她的母亲，日本名门武士之后，在这样的时刻，站在了她的丈夫和女儿一边，拒绝了日本人要她劝降。

在这部电影里，李安正是通过篡改史实，意图用间谍故事与混杂的个人历险，来做一种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对中华民族近代与现代史的概括隐寓。然而，历史与真实，以及历史与呈现(representation)的关系，不是资产阶级学者宣扬的不可知论，更不是任意的肆意篡改。历史的呈现，既关系到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诠释演绎，也关系到某种求真意志的（不是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和求真意志的关系”）实践。即使李安以“纯粹艺术创作，丝毫无关历史事实”为借口，那么他的责任不是被解除了，而是加重了：编造故事来呈现这个阶级（确切地说，这个阶级里的投降派）眼里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别有用心是无法抵赖的。

而且，作为“艺术性”的主要载体的电影语言（我们已经说过故事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说过，主要是“镜头-反镜头”，（以及闪回，和片尾部分唯一的慢镜头，表现麦太太在易奸揽腰前往店面时东张西望的观察和内心挣扎）。编导不仅用这个普通的技巧来对人物的心理行为进行缝合(suture)，而且希望对观众进行意识形态的召唤和缝合。然而，一旦我们多一个心眼，躲开这个镜头-反镜头造成的意识形态的诱惑性招引的诡计，那么影片就展现为裂隙丛生，暴露出无数的无法自圆其说的破绽。

影片的内地版删除了露骨的镜头，但因此却获得了李安意想不到的效果：他说：“也许这个删节版反而是最好的。因为丢掉了那些让人们感情觉得沉重复杂的强刺激因素，反而更能使人感动，”对女主角最终的叛变和易奸产生同情。确实，如果连最后易奸坐在床上心神不宁的场景一并删除，而直接以爱国志士面对被枪决的万丈深渊作结，那么影片几乎可以成为真正“戒色”的爱国教育片（当然这是从浮面来看的，也经不起推敲）。但是正因为保留了这个结尾，李安还是达到他的目的了。这里我们不是暴露内地电影审查人员的愚笨，而是说明影片的意识形态内核。至于是不是对影片干脆采取禁映的措施，则直接回到了柏拉图当年提出的问题。但是，影片的出现和接受的背景是历史性的，结构性的。否则即使它出现，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得到编导预期的效果。因此，关键甚至不在于对影片本身的批判，而在于对其出现与接受的现实背景进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