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出西安事变意义_会宁会师的意义_西安事变简介(15)

――并且也是翻小汉奸喽罗的案（它表现老曹不过是五大三粗的粗人，没有杀人放火的罪恶，甚至表现他对“老乡”的关照，最后不过是在“引狼入室”被易奸解雇后要求邝让他有机会“改邪归正”，要求“给一碗饭吃”，假勒索而被冤杀的普通人）。

代表的的历史观，和汪精卫或唐德刚（乃至李安）的历史观，表面有差别，但是逻辑一样，就是可以不择手段，不论是卑鄙地利用女性身体和缺乏训练的特工做炮灰，还是只相信特务，“精英建国”，不相信群众的力量，逻辑都是一以贯之，不择手段地达到资产阶级的既定目的。这是和党曾经存在的不同之处，也是在抗战和在解放战争中必然失败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李安同样说出的是这个字眼：“为了千秋万代，逼死工作人员也没办法。”

这里的工作人员当然是指汤唯和梁朝伟，因为只有他们背负真假不分的场面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汤唯。可悲的是，汤唯对导演这种“为了千秋万代”逼死她也在所不惜的与影片里最阴险的老吴相同的逻辑，回报的是无限感激。戏里戏外的人际关系的尔愚我诈确实让人唏嘘不已。李安让易奸说“他们把千秋万代挂在嘴上，他们主张什么我不管。”他自己显然也把千秋万代挂在嘴上。他并没有摆脱的不择手段的逻辑。李安自己本人在采访中也亲口承认了他的不择手段，并加以解释：“也许是我的中年危机到了。”

《南方都市报》的《邱立本专栏》（邱本人为香港一份在东南亚与海外华人社区颇具影响力的《》的主笔）以《色戒在，以中国悲情还原历史》论述到：“电影悲剧的源头不仅是个人性格的悲情，也是源于一幕大时代的中国悲情。没有这样的大时代的悲情，就没有这样的悲情杀手。没有悲情的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悲戒。”然而邱立本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的是，李安在这里已经偷梁换柱，偷偷置换了悲情的主体，将其由全体被宰割欺凌的国族民众，置换为汉奸与叛徒（作为“牺牲品”）的“悲情”。

我们已经谈到李安的“恐惧”感是对于强敌的恐惧，对于自己叛变的潜意识的恐惧。那么他的“大中华情结”从何而来？这部影片和李安以前拍的电影的相同处可以从一个意象中找到（在大陆版中被删）。这是青年学生王佳芝，在前方的军队行进中，侧身直视银屏，秀发在风中飞扬，纯真的脸。这确实是一种美丽，然而这不仅仅只是少女的美丽，这是典型的数十年来宣传的自居为中华文化正统的国族主义审美意象。但李安在某种意义上所做的却是“把这种美毁灭给人看”。或者，他所说的“纯真的丧失”。但是有趣的是，也正是他，却说王佳芝在戴上麦太太的面具时才有意义。因此，他的目的不在于表现什么“纯真的丧失”。主观上，这是为了给他的“人性论”铺张，以便为（左右动摇，多方通吃的）汉奸翻案，客观上却表达了青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艰难剧烈的斗争环境中改造的必然性。

但李安也在这部片里离开了他以前的影片所要表达的“路线”，

是个断裂。从《饮食男女》，《推手》《喜宴》到《卧虎藏龙》，他所要传达的，是所谓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虽然在《卧虎藏龙》里，他已经在暗地拆解，表现为武术动作的无稽，和演员的南腔北调的方言。）在这部片里，他要解构自己的这条路数。这就象金庸写了那么多武侠小说，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仁义道德，最后却描写了个韦小宝来解构自己的从前那些作品。从“严肃”的宣道者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小痞子，这里的差距虽然很大，看似是个断裂，但是又其内在的逻辑一贯：这种早年的作品蕴涵着自我解构的因子：传统的道德毕竟是适宜以前的社会、时代（暂称为“封建社会”）的产物，在现代社会，转变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要求适应于其的新的道德规范。

外界解读李安的形象一向为“温良恭俭让”，或者“温柔敦厚”。这是中国传统“君子”的道德规范。如何从外表下看清本质，我们不妨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影片的女性话语。上面说到李安要以“女性（性）心理学”来解构民族大义，坊间报纸也多以“身体与阴谋想象”的伪学术话语来模仿港台的所谓“在民族主义中折冲协商”的时髦话语。让我们同样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看看李安所推销的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