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试题 [转载]夏代文明 唯玉是证(7)

（三）程式化考古模式不符合夏代历史实际

夏代有着自身的一些历史特殊性，无视这些，便会直接影响对其考古、研究的工作导向。对于殷商之后一些朝代的考古，通常采用程式化了的模式，一是大量检索、查阅有关古文献资料，二是进行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然后再寻找二者的交汇点。但对于夏代的考古研究来说，仍然机械地套用此种模式，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夏代的历史实际。我们已知的是，夏朝是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的一个朝代，尚处于学界所称的“原史时期”。学者们虽然能够从多个方面证明，当时已经有了文字，但可能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尚不能应用于文献记录；或许当时已经有了某种形式的文字资料，却因所用的材质无法长期保存，在漫长的岁月中皆已自然损毁，导致今天的我们，几乎见不到夏代的断简遗篇。尽管没有任何成文的史籍资料直接流传下来（或许尚未发现），但中国文博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还是习惯地将着眼点首先放在史籍资料的查询与研究上，总是希图从中寻找到某些所需答案，所依据的主要文献不外是《尚书》、《史记·夏本纪》、《竹书纪年》及《山海经》等等。尽管他们明明知道，这些古文献都是间接性的史料，而且多数的成书时间已经是夏亡千年之后的事，但还是将它们当作第一抓手，并下大功夫进行研究。

数十年间，依据这些古籍资料，有无数学者撰写了无数的论文或专著。不过，它们基本上都是从文章到文章，从各种各样的“据说”，再到各种各样的猜想与推测。如此不论反来复去地论证得多么头头是道，却永远构不成考古学意义上的证据，更不要说那些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了。此种情形，不要说西方国家的学者，就是中国学者们自己，内心里也是底气不足。疑古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也曾这样说过：“要建立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古史辨》）。没有实物遗存的佐证，所有这些永远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那么，再加上考古发掘，就一定能够解决它们的证据问题吗？这种可能也十分有限。在过去的七八十年间，中国的考古学家们，所做最多的就是以一系列史籍资料为线索，大力进行考古发掘。实践证明，这种“文献资料”+“考古发掘”的模式，已经不完全适用于夏代的考古与研究。夏代有其历史上的特殊性，有着自身的具体特点，不顾及这些，一律“照此办理”，必会事与愿违。如果能够采用带有中国特色的考古模式：“玉器遗存+文献资料+考古发掘”，那么，夏代的考古研究将会摆脱如今的困境。当然，其中的“玉器遗存”必须包括来自民间的夏代玉器，并以此作为考古研究中的核心媒介与载体。

（四）忽视北方文明，形成人为屏障

我们仅从玉文化的角度，来看一下中国北方文明的发展。

1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近年在赤峰市敖汉旗境内完成了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这是距今8000年前的古人类聚落遗址。据报导，除出土石器6380多件之外，还出土了玉器50多件，其代表性器物是玉玦和匕形器，它们明显具有礼玉的性质。兴隆洼文化玉器，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玉器，也是中国礼制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意义非凡。

2自古以来，人称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根据古文献记载，炎黄二帝的主要活动区域多在北方，有学者论证，黄帝的主要活动区域、甚至黄帝的故乡，有可能就在原红山文化发祥地区域之内（见“轩辕文明”的《黄帝生于辽河边》一文），中国资深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也曾这样说过：“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应”。

3中国北方地区，曾是多种古文化、文明的发现地或发源地，除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之外，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富河文化、小河西文化等；在辽宁省西部地区，则有牛河梁红山文化、新乐文化、查海文化、半拉山红山文化等史前文明。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文化、文明，无不与玉器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