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试题 [转载]夏代文明 唯玉是证(10)

我们今天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冀州应该是夏代最重要的一个州，甚至可以将它视为整个夏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对夏代进行考古与研究，应该首先将冀州作为重点区域。尤其是冀州的北端，更是重中之重。由于冀州的北部地区，正好是原红山文化的中心区域，包括内蒙古赤峰市全境、辽宁省西部与河北省北部等地区。此种地理位置，考古学家们应该很自然地联想到：夏朝的冀州、尤其是冀州的北部地区，一定会受到原红山文化的深远影响，也必然会有发达的玉文化，由此也应该得到启迪，形成一个新的考古思路。我们本该有这样一种认识：冀州北部地区的夏代先民，绝大多数也应该是原红山先民的后裔，他们必有制玉、用玉的习惯与习俗，制玉技艺也会代代相传，并不断地发展与创新。可惜，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却将这一茬儿全然忘却了。今天我们有充分的依据说，夏代的玉器主要来自冀州北部地区，这里无疑是夏代的治玉中心，有着当时最大的制玉基地。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夏代玉器，基本上都源于这里，它们也最具夏代玉器的代表性与典型性。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敖汉旗境内，就曾发现不止一处制玉的作坊遗迹和玉器的半成品。源于冀州北部地区的夏代玉器，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夏文化、文明的标志。为叙述方便，以下我们将来自夏朝冀州北部地区的玉器，简称做“冀北夏玉”。本文将以“冀北夏玉”作为核心媒介与载体，来探寻夏人的历史足迹和夏代的文化与文明。我们将会看到，冀北夏玉才是破解夏代文明密码的一把金钥匙。

在中国北方大量出现的夏代玉器，其时代性特征都很鲜明，具有极为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中国文博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如果不被教条的理论绑架，头脑中没有那么多老框框，就不会有那么多学术偏见，总会有一些尊重客观实际的求真、求实精神与包容精神，对民藏玉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蔑视与抵触。说起来，中国的夏代考古，本不至于如此艰难曲折，只是因为各种人为的原因，将大量的民藏玉器远远地抛在一边，使得夏朝的考古失去一大批至关重要的媒介与载体。近年，国内学界，似乎也已经觉察到玉器遗存的重要性，也在朝着这方面努力探索。无奈，却因一直将目光局限在发掘出土之物上而大大受限，极难达到预想中的目的。夏代的玉器遗存，究竟有多少还埋藏于地下？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已经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我们来看以下事实：（1）2016年2月，在良渚博物馆曾举办过一次以《玉魂国魄——玉器 · 玉文化 ·夏代中国文明展》为主题的大型夏代玉器展览。据介绍，这是“国内外关于夏时期玉器展示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也是考古学家60多年来全面探索夏文化、夏王朝的一次成果展”。此次展览汇聚了国内各主要夏代遗址出土的玉器精品，包括河南偃师二里头、花地嘴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山东朱封遗址、陕西神木石峁、新华、芦山峁遗址、内蒙古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等等。

不过，出展的玉器总数也只有区区193件（组），其中还有一部分属于征集品。再看这些玉件，多为长条、扁片、薄型器件，且小件居多。尽管它们都被称之为精品，但其文化内涵并不够丰富，这些零散的玉器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构成夏朝有多大分量的文明标志。仅凭这些，也不会令西方学者心服口服地认可中国夏朝的真实存在。（2）2017年9月24日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又举办了一次以《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为主题的开馆十周年馆庆展。据报道，本次玉展汇聚了全国各地出土的夏商玉器精品250余件（组），并称“是国内夏商时期出土玉器最大规模的首次集中展示”。据说，它们是来自全国十二处重要考古遗址出土的玉器。以上两次玉展中的夏代玉器也有些重叠。不过，从这类玉展出现频率加大的情况来看，可能反映出这样一种新动向：中国文博考古学界，似乎意识到玉器遗存的重要性，有了一种将玉器作为考古媒介的苗头。不过，这充其量还属于一种“半截子革命”，如果有一天，能够拆除“国藏”与“民藏”间的隔离墙，将“民藏夏玉”也纳入其中，那将是一种全面的、完美的、甚至是最精彩的夏玉展览，我们实在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令人欣喜的是，正当中国“官方”的夏朝考古长期陷入迷茫、难脱困境之时，在中华大地上，却有众多所谓“草根学者”异军突起，他们奋力拨开教条的雾霾，积极探索夏朝考古的新路径；他们头脑中没有那么多老框框，也没有什么“权威”、“学衔”之类的顾忌与心理上的压力；对于来自民间的夏代玉器，只要认定它们是到代的真品，就毫不犹豫地收藏、研究它们，甚至不惜顶着来自社会、家庭等多方面的压力，磕磕拌拌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