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试题 [转载]夏代文明 唯玉是证(4)

只因历史上的和社会上的种种原因，已经改变了它们原有的数量和存在方式。但我们总还是相信物质的“不灭”性，夏代玉器的绝大多数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世间。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绝大部分都散藏于民间（包括海外）。只是单靠发掘出土，恐怕极难或极少见到它们，即使偶有发现，其数量、种类也极为有限。我们已知的是，中国对夏代的考古发掘，可以说规模空前、力度最大、历时也最久。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如果从1959年夏算起，已经连续发掘了近60年之久，如今还在继续。不过，据考古报导，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目前的总数只有1200多件，其中的绿松石饰件就占1150余件，真正的玉质器件很少，主要有少数几件玉戈、玉刀、玉钺等柄型器与几件玉圭、玉琮等礼器。就是这样的一些“玉器”，却被当前中国学界认为最具夏代玉器的代表性与典型性，大书而特书。更何况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否为夏代的都城，至今尚未能最终定论，就是有一天能够确定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的一个都城，所出土的这些玉器也远远构不成夏代玉器的代表与典型，更难以成为夏代有分量的文明标志。就目前所知，在全国其它地区出土的夏代玉器，更是寥寥无几了，无怪在夏文化的考古研究中，玉器的作用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根本不会有“玉器考古”这一概念。

（二） 夏代考古方式严重地脱离了国情实际

夏代的考古与研究，几十年间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一个最要害的问题，就是考古方式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实际。

1严重地忽视玉器遗存

由于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始终让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充塞着头脑、被其牢牢掌控，自觉或不自觉地便忽视了玉器遗存，淡忘了自己的国家乃是世界著称的“玉器之邦”。试想，如果不是让西方的《考古学》一叶障目，每一位中国的考古人都会很自然地想到玉器遗存，至少不会轻率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否认来自民间的大量玉器。西方的考古学对中国考古人最大的影响，就是使他们不看重、甚至不去想自己国家的玉器遗存，即使有见，也会带上一种有色眼镜来看待它们。可是，作为中国学人，谁都知道，中华文明自产生的一天起，就与玉器有着不解之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华文明是从玉文化开始的，甚至有学者论证，如果单从玉文化这一角度上来讲，中华文明可上溯到八千多年、乃至万年以上；谁都会承认，古老的中国，因文明而产生了玉器，又是玉器在记录着她的文明。应该说，古玉器已经成为中国早期文明最原始的记忆符号和最重要的文明标志。我们已熟知的，诸如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无不如此。因此，古玉器自然应该成为中国古代、尤其是史前时代考古、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媒介与载体。遗憾的是，中国文博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在夏代考古、研究之始，就没有将“玉器之邦”这一概念，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置顶”，而是首先将西方的《考古学》作为引路牌高举在前，严格地遵循着西方的考古模式，来对中国的夏代开展考古工作。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多年以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始终秉持着以考古发掘为主、以出土为准的宗旨。至于玉器，挖到便算，挖不到就当作没有，完全让西方的考古学理论牵着鼻子走。此种情形，对于“玉器之邦”的中国来说，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方向性的失误。如果不是先入为主地被教条的理论紧锢住头脑，如果不是固守着以考古发掘为主、以正式出土为准的信条，而是首先想到“中国元素”，高举“玉器之邦”的旗帜，那么，必会首先想到玉器遗存，而且对于以不同方式面世的夏代玉器，都不会轻易放过，至少会做到将发掘出土与民间征集结合起来，使二者“同时并举”，甚或将民间发现与民间征集放在首要地位。如果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不带任何学术偏见，而是直面中国的国情实际和历史实际，灵活地运用《考古学》理论，那么，一定能够做到敞开思路、放宽眼界，客观、公正地看待夏代的玉器遗存，就不会首先着眼于它们的出处或过分强调它们的“出身”，犹如以过去那种极左思潮时期，来大搞玉器遗存的“唯成分论”。如此人为地造成“民藏”与“出土”的对立，造成“民藏”与“国藏”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犹如作茧自缚。唯物主义者所坚持的是物质为“第一性”，最尊重客观事实，但我们奇怪地看到，学界某些人士，对来自民间的夏代玉器，还没有进行任何研究，甚至连看都没有仔细看一眼，便首先摇头否定，对它们有一种莫名的、似乎是先天性的反感。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在当前的中国文博界，这类人并不在少数，可以说，他们沆瀣一气地构建起一道厚厚地、异常顽固的文化壁垒，极为严重地障碍着对夏代的考古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