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试题 [转载]夏代文明 唯玉是证(3)

（一）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先天不足

我们知道，《考古学》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其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在全世界广为推行。自这种《考古学》传入中国的第一天起，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便立即将它奉为法宝，一直循规蹈矩地按照这些理论与方法行事，不折不扣地将它当作一切考古、研究工作的准则或“行动纲领”。然而，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源自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与研究，尤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史前时期与原史时期的考古与研究。根据这种考古学理论，要确认历史文明的存在，主要应具备如下几条文明标准：第一要有文字，并能够正确地识读它们；第二要有城市，且应该有数千人以上的常住人口；第三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如大型祭坛、寺庙等；第四，还应该有金属冶炼技术等。据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在《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一文中介绍，这是美国学者克拉克洪1958年在“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所提出来的历史文明的几条标准，尔后经英国学者格林·丹尼尔补充，通过《最初的文明》一书普及到全世界。很显然，用十九世纪欧洲人所制定的西方古国的几条文明标准，来“框”中国上古时期的夏代文明，怎么能够对得上号？怎么可能全部吻合？反过来说，中国夏文化、文明的多彩与辉煌，远不是西方那几条文明标准所能够涵盖的。

时代上的巨大差异，怎么可同日而语？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方所列出的几条文明标准中，还有一个重大的缺失，这就是：没有把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玉文化纳入其中。作为一门考古学，如果抛开玉器、忽视玉文化的发展，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一门完整的考古学，其理论也很难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考古学理论。学界任人皆知，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明古国。据《通典》与《通考》记载，夏代的人口至少已经达到1350万人以上，这样的人口数量，在当时世界总人口的占比中，无疑也是最大的。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乃是一个最大的“玉器王国”，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应该说，作为古代物质遗存的玉器，它们既是文明的物化、文明的标志，同时也是文明的记忆。我们有充分地依据断定：中国历史上的夏朝，一定是一个爱玉、崇玉、并最善于用玉的朝代；尤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更加强化了我们的这一认识。因此，对于这样一个朝代的考古与研究，如果抛开玉器和玉文化，就等于抽掉其灵魂，必会造成它历史文化上的严重残缺，甚至会割裂其社会文明。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讲：如果缺少玉器和玉文化这一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任何考古学理论，都无法指导中国夏代的考古与研究。

玉器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水岭，在西方文明的物质产物中根本没有玉器，如果只是机械地照搬西方的考古学理论来指导中国夏代的考古与研究，必会南辕北辙。过分地迷信西方的考古学理论，意识不到玉器在夏代考古与研究中的关键作用，只让西方那几条文明标准牵着鼻子走，必会步入迷途，甚至走进死胡同，我们今天不是还在经历着这些吗？当然，源自西方的考古学理论，有其一定的先进性与适用性，但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它也有致命的局限性。其先进性可为我所用，但必须避开它的弊端才是。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一样，也应该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和夏代的历史实际来灵活地运用。多年以来，我们已经充分地领略到，按照西方的考古套路，对中国夏文化的考古与研究，主要是依赖考古发掘、以出土为准，如此直接导致的结果便是排斥“民藏”，将大量收藏于民间的夏代玉器（也包括其他文物），远远地抛在一边，让夏代的文化与文明，长期停留在一种虚空之中，致使我们中国人一直感到困惑不已。中国历史上的夏朝，距今大约已有4000年上下，漫长岁月的沧桑，除部分遗址、遗迹尚模糊存在之外，其它实物遗存，多已自然损毁，唯有具“不朽”特性的玉器，还能够比较完好地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