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讲的什么_盐铁论翻译_论衡全译(6)

“知行合一”作为中国古代教育须臾不可缺失的重要教育原则，正是源自中国古代“道不远人”“即身而道在”的身体哲学，也源自建基于身体哲学之上的“身道合一”的具身性教育的内在诉求。可以说，这一教育原则，是将精神与身体合二为一，强调“体用不二”的中国传统教育逻辑的、必然的推演结果，它将“道”的实现与主体自身的日常生活和活动融为一体。

笔者从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有关“知行合一”浩繁的表述中摘选几段作为明示。中国古老典籍《尚书》中就“天之历数在汝躬”，[52]此话是讲舜告诉禹上天赐命的君主大位即将落于其身，同时他又告诫禹要谨慎对待自己所拥有的君位，要精研专一，诚信地遵守中道，恭敬地施行民众所希望的美善之事。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53]“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54]墨子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55]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56]“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57]荀子曾以知、行结合的程度为标准来判断、评价人才的质量：“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58]程颢、程颐强调道德教育必须以知为本、以行为终，做到知行统一，“学者言入乎耳，必须著乎心，见乎行事”[59]“力学而得之，必充广而行之”[60]“学者有所得，不必在谈经论道间，当于行事动容中礼得之”[61]“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笃行便是终之”。[62]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早己广为人们所熟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己自有知在”[63]“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64]此话己成为知行合一的代表性论点。

不管是中国传统教育还是当今教育，历来奉行知行合一、体用不二的原则，强调对“道”的追求和对高深理论的学习和修炼，并要体现于生命活动之中，与生活世界不可分离。因此，在我们而对当代西方因过度崇拜科技理性和道德教育领域强大的认知主义传统而使教育与生活世界相脱离的状况提出教育理论和主张时，尤其是提出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和主张时，不应不假思索地完全照搬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缺失和衰落的问题。我们自身的问题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具体背景，对此我们不可忽视(当然，在当代世界的大背景下，也需承认我国与西方有着一些共性的问题)。笔者在另文中对此曾有论述：

“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尤其是“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观点和呼声，可以说己成为当今教育理论界的一边倒的观点和呼声。这一观点本身并没有错，是非常积极的，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本来就是直面人生、直面生活的。这一观点也引自于西方，首先是来自胡塞尔等现象学大师们。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深究胡塞尔等大师们提出这种话语并加以论证的现实语境及特殊的价值诉求，深究中国传统与现实的道德教育背景，并深究提升中国道德教育的最佳手段与路径究竟何在……在中国，其道德教育的传统与西方有所不同。在先秦诸子丰富而系统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中，就为形成“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的知行合一和“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外篇·知北游》)的以感性体悟为主的道德教育传统打下基础。历代强大的社会教化系统，则把道德的普及根植于一般民众之中，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甚至融入其血脉之中的无意识的文化认同。因此，中国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直至近现代也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纯认知的道德教育理论，国家在各个时期都在不断颁布有关实施道德教育的政策、法规和法令。因此，对当前社会中尤其对青少年中出现的道德滑坡、人性扭曲、信仰迷失甚至犯罪等现象，仅仅简单化地引入西方“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词句，并不一定能解决中国出现的问题。依笔者之见，目前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道德教育没有回归生活、纯思辨的理论脱离生活实践，而在于理论和道德教育在现实生活而前显得软弱无力，倒是生活本身需要净化，需要升华，需要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