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讲的什么_盐铁论翻译_论衡全译(12)

其二，中国古代具身性教育充盈着辩证思维的智慧。辩证思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主导地位，这一思维方式是用辩证的睿智，构建起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其中心是天道阴阳的对立统一辩证法，以对立而的统一、和谐、互相依存和转化为主导和最后的归宿，并由此产生了生生不息的发展观。中国古老典籍《易经》就是以乾、坤为对立统一、发展变化的根基，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系列的对偶概念相互联结、相互依存。先秦哲学家受《易经》的影响，孔子论“人”、老子论“道”、孙子论“兵”、韩非子论“政”，战国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的论“医”等，无不运用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来考察与分析事物，无不秉持“一阴一阳之谓道”[118]的辩证发展观。此后的汉儒、宋儒及后世的诸多思想家，循此继进，进一步在他们的著作中和教育教学实践中阐释或践行了这一思维方式。这种以事物内部诸因素和诸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生生不息为基础而彰显出的辩证发展观，内含着永恒的魅力。在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科技信息化和网络化，以及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的当代，尤其需要以这种辩证思维克服那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更准确地预测、辨析、考察，以便恰当地解决那些具有复杂性、风险性的各种问题。反身从古人那里寻求解决当今复杂问题的智慧，是我们毋庸置疑应当做的事情。只不过，在从先人那里寻求智慧的同时，也应当从西方人那里吸取和借鉴注重理性、注重逻辑分析和推理的方法。

其三，中国古代具身性教育所秉持的“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及教育中重要的思维概念和具体做人、处事的重要原则，也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正如《中庸》所说的那样，“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119]。也诚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一种方，人性己经深深渗透到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和成分之中，成为构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正确地认识中庸之道，并加以合理的应用，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120]具体来讲，“中庸之道”是指行为的适度、不偏不倚、执中平和、无过无不及，也就是做事情、处理问题及各种关系时的高超的协调能力和智慧。《尚书·大禹漠》中就己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21]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22]孟子说：“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123]荀子说：“道之所善，中则可从。

”[124]《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对此进行了解释，“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125]对于如何达至“中庸之道”，孔子明确指出，“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126]“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27]。这里的“叩其两端”，是指准确地把握两个极端，寻找中间最适宜的方法，这种方法能达到上下兼顾、左右融通、前后平衡。实际上，这种方法摒弃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如若把中庸之道理解成不讲原则的折中主义、平均主义，则是对中庸的曲解。中庸包含的折中调和思想，是一种积极的调和。中庸所秉持的“中”，并不仅仅是量的概念，也不是两端等距离的点。在中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思维和视域里，“中”更多地体现为实践过程中处理、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原则、智慧和能力，它重在如何使事物内部各个部分，以及各种事物之间达到彼此协调和平衡，使之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