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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表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9)

2018-02-25 12:07 网络整理 教案网

通过对中国的重新定义,满族皇帝不仅让他们的统治合法化,而且还为旗人军队征服并把多民族的地区合并到其主权范围内铺平了道路。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已把中国等同于清。据Zhao Gang统计,自1661年至1734年间清廷与俄国的外交档案中,出现160多次满文的中国(Dulimbai Gunrun),乾隆开始频繁使用中国。乾隆时期由法国传教士绘制的《坤舆全图》以及椿园编纂的《西域总志》都显示,一旦18世纪中叶清朝官方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体之后,这种观点就开始在地理和制图上反映出来。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中就已经把清朝边界的蒙古人称为“中国之人”了,在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中,再次把蒙古人看作是“中国人”,由此可见,清初,清廷就开始摆脱了把中国只当作是汉族的中国的看法,而是创造出关于中国的新定义,即中国是一个包含内亚地区非汉族的多民族实体。所以两百年前,中国与中国人的含义就与20世纪所称的中国及其公民的含义很相近了,而且自此到清灭亡,清朝的皇帝始终持这样的观点。不过当清廷持这种观点的同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官方努力让臣民认识到这一点。直到1900年,政府才开始通过学校宣传中国包括汉族与非汉族的观点,并要求学生要学维文、藏文、蒙古文及满文等。(56)

六、清朝疆域变迁未及时传播到欧洲的原因

在清朝疆域自康熙以后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很长时间来,只有清政府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变化,欧洲并不知晓这个过程,国内的民众也缺乏沟通渠道获得这方面的消息。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仪之争导致中西文化交流的停滞,使得中西交流从清朝康熙初期的顺畅到康熙晚年戛然而止,导致西方对清朝疆域的认识长期停留在清初水准;另一个则与在清朝统治下,满汉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对立、隔立到融合的发展过程有关。

国际方面,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天主教入华以来,应如何对待中国礼仪,一直存在论争。耶稣会允许教徒保留尊孔、祭天、祭祖,而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为了争夺教权,认为尊孔祭天是异端,不能容忍,提出“维护天主教的纯洁”来抨击耶稣会,双方在罗马教廷展开了多次争辩。18世纪初,论争发展为罗马教皇与康熙皇帝的公开冲突。1704年罗马教皇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礼仪,1720年康熙下令禁教。雍正改元,采纳臣下建议,严行禁教,在于阻止天主教的传播冲击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传统文化认同。1723年雍正即位才几个月,就在全国制造了一场大规模驱逐西方传教士的事件。散布外省的教士一律被押往澳门,教堂、住院或改为祠堂、书院、粮仓,或拆毁,大批的教徒被勒令弃教,并严禁今后再入教。此后,终雍正之朝,公开的在华教士仅余留京的戴进贤等二十余人,以修历为职,不得再行传教。(59)这一政策其后被奉行不替,直至鸦片战争后1846年3月18日,耆英在广州公布弛禁上谕,才解禁。(60)

乾隆时期,虽然宫廷中仍然有少数传教士,但是他们被严禁传教,只是充当宫廷画师,这与康熙时期的情形已截然不同。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乾隆时期虽然疆域已较康熙时期发生变化,但是西方绘图人员由于没有得到相应的地理知识,绘制中国仍然沿用旧资料,正如康熙《皇舆全览图》传入欧洲前,他们绘制中国的地图主要依靠嘉靖年间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一样。

就国内而言,自清统治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清朝奉行严格的文字审查制度,尤其是反清的作者或者书籍,以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达到高峰。马世嘉(Matthew W.Mosca)通过对明末到嘉庆时期汉文文献中对蒙古记载的对比研究,复原了汉族精英们自明末到嘉庆时期对蒙古及其他西北地区认识的转变过程,并分析了其原因。从《大明一统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陆次云的《八纮译史》一直到清初蔡方彬增辑,明代陆应阳撰写的《广舆记》都把蒙古当作外国或者外域,一直到乾隆早期,汉族学者对诸如蒙古、新疆等地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明末清初时期的阶段,除了受限于语言之外,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在早期不让汉人接触这些地区的事务,也不允许私人著述讨论长城以北地区及军事防务等方面的话题,人为制造信息交流的障碍。一直到乾隆初期由齐如南主编完成的《大清一统志》,才首次更新、充实了内外蒙古、青海、河套、哈密、吐鲁番、西藏等地的知识,这是第一部明确蒙古与清廷关系的总志,在第一章就强调蒙古经过两百多年融合,已与内地成为一体。但是很快又受到“文字狱”的影响,再次阻隔了汉族精英们对清朝已扩大了的疆域的认识,这种状况直到嘉庆之后才发生巨变。(61)到了嘉庆时期,汉族精英们获得最新最详细的信息,同时思想上也获得较大的自由,出现了印刷整个帝国地理知识的热潮,私人出版了许多高品质的尤其是关于蒙古地区的信息,再次兴起对国家有经世之用尤其是对早些被禁止的军事话题的讨论。此后受鸦片战争的刺激,更加激发了国人对清帝国疆域的认识。当一幅1842年英国绘制的中国的范围仍然在长城以南的区域时,(62)同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朝绘制的地图则是包括了今日中国与外蒙古在内的版图,如图10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