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表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8)

在新疆地区，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对准噶尔的征战，终于在乾隆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征服了准噶尔，平定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叛乱，清朝完全控制了今日的新疆地区，将它也纳入版图，形成清朝的领土，这个时期的疆域已较康熙时期的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

1770年左右，应乾隆皇帝的要求，蒋友仁(Michel Benoist)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和对新疆测绘的基础上绘制了两幅木刻版地图，分别利用1英寸和2英寸等于1度纬度的比例。1775年他至少又绘制了另一幅铜版地图，比例尺是2.5寸等于1度纬度。这些地图被称为《乾隆内府舆图》《清代一统地图》《乾隆十三排地图》《皇舆斜格全图》等。(50)

除了扩充、修正《皇舆全览图》，清廷还下令编纂《皇舆西域图志》，包括乾隆皇帝语录《天章》四卷共52卷，包括了天山南北的历史、地理、政区、防御民族等内容。(51)与此同时，清朝还编纂了《西域同文志》，分别用满文、汉语、藏语、蒙语、维语及托忒文标识同一个人名和地名，用三合切音注音，以解决编纂《皇舆西域图志》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中遇到的来自其他语言的地名或人名的问题。《钦定西域同文志》共两册24卷，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地名及各部统治者人名。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十三卷，它们是：卷一《天山北路地名》、卷二、卷三《天山南路地名》、卷四《天山南北路山名》、卷五《天山北路水名》、卷六《天山南路水名》、卷七、八、九、十《天山北路准噶部人名》、卷十一、十二、十三《天山南路回部人名》。其编排方式是“始以国书，继以对音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缀书。又于汉文下详注其或为准语，或为回语。”(52)目的在于统一西域地名，了解地名的词源和含义。

米华健(James A.Millward)专门讨论了乾隆时期编纂地图、地方志以及译名录三项工程的战略意义，其目的是清政府需要充分了解新疆全境的历史、地理，以便征服、统治并开发这片区域，而欧洲的制图技术在帮助清政府获得准确的信息方面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制作、收集这些信息，清政府宣称这些地区是清朝版图的组成部分，也为人们普遍接受中国的疆域远远超过明朝疆域的范围打下了基础。不过由于乾隆图开始是不公开的，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乾隆图流出宫廷，仿照乾隆图，并在图上标出国家或者帝国界线的包括新疆、西藏和蒙古的大中国的地图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同时，乾隆发现中国历史时期对西域的经营不可否认，故编绘人员还尽量使用自西汉以来一直到明代在西域地区使用的汉语地名，以显示历史的延续性，连《皇舆西域图志》也套用了唐代编纂的《西域图志》的书名。(53)《皇舆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的编绘，一方面体现清朝与前代的不同，另一方面，却又沿用前朝地名，努力体现乾隆遵循以前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从这个角度来反映清朝是中国合法的统治者。(54)

作为不同于前朝汉族统治者的清朝政府，对中国的认同虽然不是一蹴而就，但是很早它就注意到对中国的认同问题。基于汉文和满文资料，Zhao Gang(赵冈)利用“满族中心论”的方法，讨论了清廷是如何调整中国的概念使之适应清多民族帝国的发展，以及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该文作者从满文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称呼出发，指出在清夺取政权以前，他们对明代中国的认识是中国本土(China Proper)和汉族，此时，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和其他毗邻地区，如同朝鲜、越南一样是向明朝的朝贡国，中国本土指明朝管辖的十五省。随着满族政权的崛起，他们竭力与明朝划清界限，但是一旦他们夺取明朝的政权，这种态度立即改变，因为在传统中国领土上进行统治的政权绝大多数都把这块地方称为中国，这个习惯已经维持了两千多年。清朝以入关以前，曾以汉人的国家(nikan gurun)来翻译中国，等到明朝覆灭之后，清朝改用Dulimbai Gurun来译中国，这样的举动表明清廷放弃了中国含义中以汉人为中心的意思，同时，用表示清的政治领域的中国取代了原来表示儒家文化区的中国，这样，一个清帝国统辖下的新的、完全非儒家文化区的内亚(55)成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