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表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6)

在第一卷的目录中依次为中华帝国的整体认识、防御中国鞑靼的长城、西番或土番人、可可诺尔鞑靼人(青海蒙古人)、倮倮人、苗子等的概述，耶稣会士从宁波到北京的路程、中国人从中国到暹罗(今泰国)的路程，中国的地理概况，接下来是十五个省的地理概况，以及自夏朝到清代的历史。第二卷和第三卷叙述了中国的政治、军事、政策、风俗、习惯、礼仪、法律、土壤、农业、贸易、经济、语言、宗教、艺术、科学、音乐、数学、天文、儒家思想及医学。第四卷是对鞑靼地区、满洲、蒙古部落、朝鲜国以及西藏等地区历史和地理的叙述。

在第四卷中，附有25幅地图，第一幅总图表示的范围是中国山东半岛及其以北区域，东到库页岛，包括日本和朝鲜，西至嘉峪关，北到贝加尔湖，其余为分图，包括一幅表示西藏、哈密和喀什噶尔等地区的地图和一幅朝鲜半岛的分图。

图6 杜赫德书中的《中国总图》

图7 杜赫德书中的

《中国与中国鞑靼及西藏总图》

值得指出的是，本书第一卷第一小节的标题是“中华帝国(Empire of China)概述”，但文中一开始出现的却是对“中国”(Kingdom of China)的介绍，从文中的介绍可知，它由前述长城以南的十五省组成，基本是明代的疆域。接下来的小节讨论的是把中国和鞑靼地区区别开来的长城，紧随其后的是紧邻中国西部的西藏、青海蒙古、西南的倮倮和苗族的介绍。在第一卷书一开始就同时出现了“中华帝国”和“中国”，作者如此安排，反映出他已经认识到“中华帝国”有别于“中国”。

据欧立德的研究，第一部正式提出“中华帝国”的著作，是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以西班牙文撰写的《中华帝国以及耶稣会士的传教文化》(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el por los religios de la Compaia de Iesus)。曾德昭是继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开拓者利玛窦之后的一代人，该书1642年在马德里出版，但当时并没有立即为欧洲人认同。1644年满洲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是欧洲论述里以中国从王国一跃而成为帝国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大清国同时统治汉人及满洲人，这就是帝国理论中述及帝国是统治不同民族政体的一个重要条件。此后，西方有关中国的论述渐变得一致：中国是一个“帝国”，它的统治者为“皇帝”。(34)

同样，杜赫德在书中明确提出了“中华帝国”，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清政府是一个统治多民族的政府，除了第一卷包括了明朝疆域周边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介绍，在书中第四卷又专门讨论鞑靼、蒙古和西藏等地区的情况，而且他还明确了“中华帝国”的范围是，除了前述十五个省以及第一卷书中谈到的地区之外，还包括长城以外臣属于满人的鞑靼地区。书中还谈到，当他们一开始绘图时，皇帝就要求他们用满文标注鞑靼地区，用汉字标注汉语地名。依据他本人的推测，很难用汉字来标注鞑靼地区的地名，因为汉语很难表达有的满语或蒙古语的发音，而且这些地名译成汉字后，还会失去原来的意思，变得难以理解。(35)而满文却便于转译蒙语地名，乾隆皇帝也曾谈到这点，“且国语(指满文)切音，实能尽各部转韵曲折之妙”。(36)

由上可知，当杜赫德作书，唐维尔作图时，已经认识到清朝的疆域不只是明朝统治的版图，而是包括了鞑靼即蒙古、东北、青海、西藏、哈密等地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但是如前所述，当欧洲各国在拷贝他们的著作时，或只翻印书或只翻印图，很少两者皆备，而且他们很少有人注意到书中“中华帝国”与“中国”指示范围的差别，如哈佛图书馆收藏的绘制于1749年的一幅名为L Empire de la China(中华帝国)的地图，虽然称为帝国，但指示的范围却仍是长城以南的明朝的疆域。(37)加上唐维尔的图包括了一幅只表示长城以南被标注为“中国总图”的总图，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地在翻印此图时，即沿用了这种绘制方法，始终用“中国”即明朝的疆域来表示中国。如图8所示。另一幅哈佛大学地图室收藏、1853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的中国地图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