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游国恩 [转载]中国通史（98）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6)

满怀激情的冯梦龙，见时事不可为，积郁成疾，约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含恨而逝，享年约七十三岁。

冯梦龙一生，以其多产的文学创作实践，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影响波及海外。他的《三言》传到日本，对扶桑的通俗文学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以致日本文学家仿其书体，撰成日本的“三言”，即《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三言”中部分篇章还被人辑入《今古奇观》，跨洋渡海，成为中国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小说集而风行文坛。①②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冯二丈犹龙七十寿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713 页。③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下《官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88 页。④ 清道光《苏州府志》卷八一。

第四十章汤显祖徐渭

第一节汤显祖从官场到戏剧舞台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别署清远道人、茧翁等。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五岁时开始读书，十二三岁时便通习古文诗词，十四岁考中秀才，以善属文闻名乡里。隆庆四年（1570）庚午乡试，年仅二十一岁中举人，从此更以少年有才名播于海内。

万历初，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为了让自己儿子中第，网罗海内名士与其子同习科考。他早闻汤显祖之名，命其子延请，但却遭到谢绝。汤显祖不肯攀附权势的清傲性格，在年轻时代已得到充分体现，这也决定了他一生孤傲清贫的必然命运。

拒绝张居正的招揽，使汤显祖在科场上颇受困顿，接连两试不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张居正死后的癸未科，才得中进士。这时汤显祖已过而立之年。与他同科进士的两个内阁大学士之子慕名应许他同选翰林庶吉士，他再次拒绝与权贵同伍，自请前往南京任官太常寺博士，几年后就迁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

在南京任上清闲随意的生活，给汤显祖在文学创作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自请南博士，览胜寄毫末。”①据说，汤显祖经常看戏。他在南京时开始了戏剧创作的尝试。从戏剧创作的发展来看，大量有地位的文人开始参与传奇戏曲的创作，一时间辞调骈丽的作品风靡整个戏曲舞台。社会经济的繁荣又给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机会。“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②这样的文化氛围唤起汤显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兴趣，他的早期作品传奇《紫箫记》便创作于此时。这种寄情诗酒戏剧的清闲的官场生活，却未曾改变汤显祖那种清傲率直的性格，本已与世无争的他面对那腐败的政治时，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又使他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成为了一位锋芒毕露的斗士。

万历十八年（1590）三月初四夜初更时分，代州发生陨星坠落。据记，声如雨，光如烛，天鸣如鼓雷。三月初九，又有大星自东南带火流于西北方向。这种在当时被视作“星变”的灾异事件，需要按照传统的习惯修省时，明神宗却将一切责任都推向了言官们，“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③。对于当政者的这种专横，汤显祖无比气愤，他上疏仗义执言，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失政，其大略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显祖传》。

②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③ 《明史》卷二三○《汤显祖传》。

已富贵矣。..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①在这篇《论辅臣科臣疏》中，汤显祖除了批评辅臣失政、信私人、塞言路外，还对那些在当时弊政和辅臣们包庇下的贪官污吏，一一列举给予了痛斥和揭露。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沿途“辄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无算”。不仅取之于所过州县，而且未经过郡县，“亦风厉而取之”，“所住驿递及所用给散粮庶官，亦戏笑而取之”。有吏员检其归装，其中金花彩币等约可八千余金，折乾等礼约可六千余金，古玩器直可二千余金，而所从千人，赏犒无节，“所过鸡犬一空”。②汤显祖对于当政的这种腐败，他不仅了解得十分清楚，而且一针见血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当政者失政，也包括皇帝应负的责任，必然就引起神宗的恼怒，因此被贬职为徐闻典史。他从此到僻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依制迁浙江遂昌县令。从徐闻到遂昌，从典史到县令，都是临民的地方官，他必须开始适应一种地方官员的生活，“令遂昌，哺乳其民，日进儒生讲贯古义。性简易，不能睨长吏颜色。”虽然他成为亲职于民的父母官，却仍然没有改变正直清傲的性格，尽管能够适应那种地方官员的政务，却无法去适应那种官场的丑恶，因此他开始对官场的生活感到了厌烦。万历二十六年（1598），趁任满赴京的机会，告部投劾，弃官而归。三月，回到了家乡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