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流域文明 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6)

由此可见，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中，在中亚和印度存在着一个以巴克特里亚希腊化钱币为源头的货币演变系列。中亚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王国的钱币与印度—斯基泰人王国、贵霜帝国、嚈哒王国，以至于粟特、花剌子模地区的钱币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绝如缕的传承关系。尽管经过一代一代的模仿、改造，希腊语铭文、希腊的神也都遗失殆尽，正反面的图案早就面目全非，但基本的特征如形制、币值、币材等至少延续到了阿拉伯人到来之时，甚至从其后的阿拉伯钱币和中亚蒙古汗国钱币的轮廓中也都隐约感受到它的影响(圆形无孔，正反面各种文字或图案)。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流域文明

三、犍陀罗艺术与远东希腊神话的巴克特里亚起源

犍陀罗艺术(Gandhara Art)在印度西北部的起源、形成以及希腊神话传说在希腊化远东地区的广泛传播是巴克特里亚文明圈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由于有关的文献记载严重缺乏，所以这一地区具有犍陀罗艺术特征的文化遗存以及其他壁画、雕塑、钱币、器物、饰品上所反映的希腊神话素材就显得尤为珍贵。正是它们再现和凸现了巴克特里亚希腊化文明的基本特征：希腊文化与印度、波斯、草原游牧文明的深度互动与融合。

犍陀罗艺术包含西方古典因素，是在外来文化的参与或推动下出现的，这一点在学术界似乎没有异议。但它到底是与希腊化时期来到印度的希腊人有关，还是与罗马帝国时期通过海路而来的罗马人有关，也就是说这些古典因素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带来的，学术界存在争议。其实，如果我们承认犍陀罗艺术中的西方古典因素，事实上就等于承认了希腊文化的作用，因为这些古典艺术因素本质上源于希腊文明，罗马人不过是它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而已。而且帝国东部(埃及、叙利亚一带)的罗马人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以前的希腊人或其后裔，政治上他们是罗马帝国的臣民，但在血缘上尤其在文化上他们还是希腊人。他们可能是最早来到印度的所谓“罗马人”。所以，有学者将犍陀罗艺术称为“希腊佛教艺术”(the Greco-Buddhist Art)(54)是有道理的。

佛教与希腊人的相遇发生在阿育王时期。亚历山大死后，印度的希腊—马其顿驻军最迟于公元前316年全部撤走。公元前305-前303年，远征印度的塞琉古一世和当时印度孔雀王朝的统治者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达成妥协，放弃对印度西北部(原来是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的控制权。(55)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人与印度关系的中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今日阿富汗的坎大哈发现了两块刻有孔雀王朝第三位国王阿育王(Asoka，约公元前270/269/260-前232/218年在位)发布的希腊语石刻敕令。(56)这就说明，此地仍有希腊人居住，而且人数可观，否则国王没有必要颁布希腊语敕令，而且也不可能找到如此谙熟希印两种语言和文化内涵的翻译者。他还派人到印度之外的西部五个希腊化王国去宣扬佛教。(57)这是他的自我吹嘘，还是确有其事，已不可考，但表明佛教在印度西北部的广泛传播，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对佛教应该有所耳闻。

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大举进入印度西北部，与此地的佛教开始了直接接触。印度—希腊人国王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约公元前190-前180年)的钱币上出现了表示覆钵状的佛塔和围栏中的菩提树。(58)著名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155-前130年)可能皈依了佛教。(59)他的钱币上出现的表示八正道的法轮，似乎就是他信仰、弘扬佛教的证据，表明他是一位转法轮王(the cakravartin)，也即最高的统治者。(60)佛教既然如此流行，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希腊人皈依佛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随从米南德听经的500希腊人(the five hundred Yonakes，非确数)应该在国王的带领下也成了佛教信徒。(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