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流域文明 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3)

从这些城市遗址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景象。阿伊·哈努姆到底建于亚历山大时期还是之后，似乎并不重要，关键是这座城市遗址的希腊化风格非常明显。它位于阿姆河畔今日阿富汗东北部一侧。城市有卫城，有希腊城市中最基本的建筑：体育馆、剧场。神庙从外观上看是东方式的，但其中置放的却是希腊神的雕塑。建城者的墓基石座上镌刻着来自希腊德尔斐神庙的人生格言。此外，柱廊式的宫殿建筑群，以科林斯式为主的希腊式柱头，希腊式钱币，希腊语的纸草文献，陶制的希腊喜剧人物面具的出水口等，也都说明这不是一座一般的城市，或许就是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都城之一。(25)近年来在巴克特里亚地区其他城市遗址上也新发现一些希腊化时代的遗存，如巴克特拉遗址的科林斯式和爱奥尼亚式柱头，(26)塔赫特·伊·桑金(Takht-i-Sangin)遗址的爱奥尼亚式柱头，希腊语铭文，阿姆河河神马尔绪阿斯(Marsyas-Oxus，一个裸体光头老头，正在吹奏双管长笛)的青铜雕像，太阳神阿波罗(仅存大腿以上部分)等石雕，“塞琉古式”希腊统治者的泥塑头像，剑柄或刀鞘上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与森林之神西勒诺斯(Silenus)(二者在搏斗，前者显然已经将后者制服在地)，戴狮子头皮盔的亚历山大牙雕形象等。

(27)虽然有些城市早期的希腊化遗迹难以寻觅，但从此地出土的时间稍后的文物来看，这些城市的希腊化特征在延续。在这方面，贝格拉姆、铁尔梅兹、坎大哈、木鹿等遗址都可以提供一些补充性的信息。贝格拉姆即“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所在地，虽然由亚历山大所建，但其出土物品主要出自公元一世纪的贵霜时期，其中不仅有来自印度的牙雕、中国的漆器，还有希腊罗马世界的玻璃器皿和灰泥圆形浮雕，上面有反映特洛伊故事中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战斗的场面，也有典型的希腊神话人物形象，如美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美少年伽尼墨德斯(Ganymede)与化作老鹰的宙斯、有翼小爱神阿摩尔(Amor)、月神塞勒涅(Selene)与美少年恩底弥翁(Endymion)。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地发现了作为秤砣使用的希腊神雅典娜和赫尔墨斯胸像，以及具有埃及萨拉皮斯神特征的赫拉克勒斯神像(Serapis-Heracles)和手持火炬的有翼爱神爱洛斯(Eros)青铜雕像。希腊青年埃弗比(Ephebe)、青年骑手“亚历山大”、希腊音乐家的形象也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28)这些艺术品不论是出自本地的艺术家之手，还是从地中海的罗马世界运来，都反映了此地浓厚的希腊化文化氛围。

铁尔梅兹-Kampyr遗址出土的科林斯柱头，(29)虽然属于贵霜时期，但它显然与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传播有关。科林斯式柱头在远东希腊化建筑艺术中最为流行，尤其是在犍陀罗艺术中，几乎所有佛教雕刻中或作为两个叙事场面的间隔，或表示佛教建筑，都采用了这种柱式，但对其进行了重大改造。其一，柱头的简单化，我们还能够看到类似莨苕叶的花饰，但只是象征性的点缀而已；其二，柱身大多由圆形变为方形，呈半柱式。但在铁尔梅兹，柱头的花丛中出现了佛教人物。这固然反映了佛教犍陀罗艺术的变化与发展，但也反映出希腊化艺术的影响在当地的长久不衰。20世纪以来，坎大哈的发掘由于战乱虽然没有能够持续进行，仅有的出土物也难以证明该城具有明显的“希腊性”，但近年来在当地发现的一块墓碑上的希腊语铭文证明此地具有深厚的希腊化文化底蕴。公元前2世纪的一位名叫Sophytos的当地人(印度人)用希腊离合诗(藏头诗)的形式，以典雅的希腊语叙述他的家世，其中特别提到了希腊复仇女神、太阳神阿波罗、文艺女神缪斯等。(30)这说明他受到良好的、系统的希腊语训练和希腊文化的熏陶。这块墓碑立于大路之旁，目的是让路人阅读，可见当地人希腊化程度之高。木鹿的希腊人遗址也已经发现，它是在波斯时代的一个城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来的城堡仅仅是希腊化时期木鹿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31)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之后，帕提亚人曾经把2万罗马战俘关押于此。(32)此时城市的规模之大可以相见。此地也出土了科林斯式柱头。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流域文明中国史书中把木鹿称为小安息，(33)也可见木鹿在丝路中的中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