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崩溃 韦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9)

这里应该指出，尽管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多元的政治格局和各封建王国和领主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为工商企业家的崛起提供了缝隙和机遇，但这决非意味着在近代欧洲诸社会中就自动生成了市场秩序自发成长和扩展土壤和条件。事实上，在欧洲中世纪的早期，欧洲各地均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约束着“斯密动力”发挥的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正如波利加尼所见，“无论我们检视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的踪影。但我们同时也发现，那些经济生活多多少少地都禁锢在（Cooped in）僵死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结构里，这种结构给卡塔莱科特克斯博弈（the game of catallactics [viii] ——商业交换的科学）留下了很小的空间”（转引自Wallerstein， 见Brook， 1999， p. 43）。换句话说，尽管在文明社会的任何时期和地方都会存在着市场扩展的内在成长动力，但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和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总是存在着有效约束住自发经济秩序不断成长和扩展的种种限制，而欧洲中世纪之后诸社会的动态变迁，却为成功地打破这些种种限制性的禁锢提供了天时地利。在近代欧洲历史中种种约束着市场经济秩序自发扩展的“布罗代尔钟罩”被打破的实际历史过程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欧洲近代历史上打破这种种对市场扩展秩序限制型约束历史过程的经验对我们今天反思晚清帝制中国衰落的历史原因的参考意义是什么？在经历了20余年触发市场秩序生成并不断成长和扩展的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今天，欧洲历史上这一动态演变过程的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又在哪里？这才是我们今天重新追问这个问题的意义之所在。

4，简短的结论

通过对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的探究和论述的种种观点文献的上述简略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个极其复杂的理论和历史问题，诸家的见解之间既存有巨大的理论差异，也有许多“所见略同”之处。对这些诸家所见略同之处，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三点：

第一，在笔者最近的两篇文章（韦森，2006a， 2006b）中，我们已经指出，按照亚当·斯密的见解，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机制源自于分工和专业化所伴生的市场扩展和深化，而推动人们进行不断企业内部与市场和社会分工的最终动力，则来自人们对自利的追求以及人类所禀有的喜好交易的性向，而作为一种自发生成和自我扩展秩序的市场体制——或言哈耶克眼中的那种“Catallaxy”——，既是这一“斯密动力机制”发挥的条件，又是其外在表现和现实结果。斯密的这些伟大理论发现，被后来的许多思想家以各种形式近似地表达出来，且各学派之间诸家的见解差异不大。譬如，在马克思那里，这被解释为资本家对“不断的积累的资本”无限制的追求；在熊彼特那里，这种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被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视野成功和争取出类拔萃的那种非物质追求的“创新精神”；在凯恩斯（Maynard John Keynes）那里，这则被理解为熊彼特式“企业家”扩张企业的那种“动物精神”。这种对企业扩张和对资本积累无限制的追求，在马科斯·韦伯的话语中，则成了“人为了他的生意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人的存在而经营生意”这句名言。正是在这种源自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以及喜好交易性向而演变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创新冲动，使得近现代的市场经济秩序好像是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兰德斯（Landes， 1969）眼中的那种“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样。这种企业家追求利润和企业不断成长的结果，就使得现代市场体系变成了马克思和华勒斯坦（Wallerstein， 见Brook， 1999， 中译本，页18）所见的那种其“核心活动是一种永不停滞的成长和不断的资本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