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崩溃 韦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2)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作为一个思辨哲学家，黑格尔不但对近代西方兴起的动态情形做了上述描述，而且对人们利己心的发挥与其外在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做了一定分析。譬如，黑格尔（Hegel， 1991，§183）在《法哲学原理》中曾指出：“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现实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互相依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Dasein），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这种制度首先可以被看成是外在的国家，即必需的和理智的国家。”

从历史上来看，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比斯密要稍晚一些，而处在西方诸国工业革命刚刚萌发的初期。从这一点来看，如果说黑格尔这里还不是特意地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原因的话，那么，处于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勃兴以及西方诸国经济起飞大潮中的马克思则在许多地方有意识地这样做了。可能也正是因为马克思生活在在工业和科技革命大潮中，致使他在许多地方讨论了技术革命尤其是大工业生产方式在西方世界兴起以及西方诸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后人常常误把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动态发展理论的核心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技术水平及其能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程式，甚至常常错误地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现在看来，这其实是对马克思经济社会理论的一种莫大的误解。[ii]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早在1847年，生活在西方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年代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1972，第1卷，页256）就观察到了这样一个现象：“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那么，资产阶级运用什么样的法术符咒在短短的时间里呼呼出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以及大工业和科技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并没有给予回答。但是，在此之前，马克思（同上，页6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出过分工和自由竞争是大工业机械化生产和科技革命的主要动力源泉的思想，并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了“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的断语。马克思的这些判断，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见解，以及与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派甚至哈耶克的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在精神上应该说均是同归殊涂的。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推动市场分工、自由竞争，以及机器的采用从而导致近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生？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我们还没有发现现成的答案。直到1867年，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第1卷中好像有意无意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譬如，马克思（1975，页175－177）说：“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是谋求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在另一些地方，马克思（1975，页260，）又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在这一市场经济扩展的内在动机的支配和推动下，市场的分工和协作就出现了：“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协调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马克思，1975，第1卷，页367－368）。另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马克思（1975，第1卷，页394）非常明确第指出：“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的、有计划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在起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现在看来，马克思这里的见解，与他之前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运行原理，以及与后来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理论解释，在精神上是相通和一致的。罗马帝国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