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崩溃 韦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4)

尽管桑巴特与韦伯一样强调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对这种精神的宗教起源上与韦伯有着重大的理论分歧。正如我们在下面马上将要讨论的那样，韦伯强调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和英国清教教义——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中原生作用，但桑巴特（Sombart， 1930，第19章）却认为清教教义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对立物。桑巴特甚至“考证”道，“清教教义的鼓吹者们完全反对所有发财致富的行为”；“清教教义极度谴责自由竞争”；“清教教义几乎不鼓励人们从事有长远打算的具有冒险性的事业”；“在加尔文教控制的地区，教会是明确敌视资本主义的……”。在否定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之后，桑巴特试图把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犹太教教义联系起来。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有下列因素培养而成：犹太教的理性主义观点及条文主义，以及犹太教宗教领袖的商业精神，等等。桑巴特还认为，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永远也不可能建立起来，但是远在16世纪之前，在欧洲就蕴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其中，犹太教的教义和信仰最早在这种精神形成中发挥了作用。

我们再来讨论马科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与马克思相比，同样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企业家的功能和作用来察看近代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但韦伯主要不是从资本家无限追求利润和企业扩张的增殖冲动来看待问题，而是从正面强调企业家精神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促动作用。上一节我们已经指出，韦伯与桑巴特的看法也有很大差异，并且在许多方面尖锐对立。譬如，尽管韦伯与桑巴特一样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近代兴起中的作用，同样是从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但韦伯是从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尤其是新教伦理——来省察其资本主义精神动力源的。至于哪种观点更高明，或者说更接近历史事实，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但是通过介绍桑巴特的观点后，我们至少对韦伯的一些著名观点不会再盲信了。从桑巴特与韦伯的一些尖锐的观点对立中，我们至少可以确知一点，资本主义精神——或言企业家精神——确实在近现代西方世界兴起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这种作用到底是从斯密眼中所见的那种人类喜欢交易和交换的禀好转化生成而来，还是从如桑巴特和韦伯所见的那种宗教教义精神中衍生出来，那倒另当别论。

那么，什么是这种作为近现代市场经济扩展的永动机的“资本主义精神”？根据桑巴特（Sombart， 1922）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v] 韦伯（Weber， 1958， p. 17）认为，“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通过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来追逐利润，并不断产生新的利润”。在对导致西方世界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这样的理解后，韦伯提出，尽管由私人企业家经营，利用资本来营利，和不断购买生产资料来身产和出售产品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capitalistic enterprises）在传统社会中就存在，但是，只有当这种在资本主义精神的不断重复发挥和对世界日益增强的征服中，才导致了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韦伯（Weber， 1958， p.64）还认为，尽管企业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与企业家精神并非互相依存，但二者确实一般处于“某种互相适应的关系”。韦伯接着指出，“这一点已经为历史史实所证明：一方面上述心态在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中找到了它最为合适的表达；另一方面企业又从资本主义精神那里汲取了最适合的动力”。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韦伯（Weber， 1958， p.47）一再指出，在西方国家，人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工商业界的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大都是新教徒。由此，韦伯得出结论说，新教徒的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积累：“人屈从于自己的财产，就像一个顺从的管家，或像一部获利的机器，这种天职观念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一个很重的地位。假如这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经得住考验，那么财产越多，为了上帝得荣耀而保住这笔财产并竭尽全力而增加之的这种责任感就越重。这种生活的根源，如同资本主义精神的许多方面一样，……是在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其坚实基础的。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已是显而易见的了”（韦伯（Weber， 1958， p.170）。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基督新教伦理——即禁欲主义的节俭和为上帝积累财富得天职责任感——的内在关系，但韦伯决非是一个宗教文化决定论者。相反，他（Weber， 1958， p.91）曾明确指出，“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观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影响的结果，或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economic system）是宗教改革的创造物。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在宗教改革前就业已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驳斥。相反，我们只是希望弄清宗教力量是否影响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以及其在全世界量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