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崩溃 韦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3)

沿着工场分工和社会分工发展的思路，马克思达致了他对近代市场经济兴起的动力机制的如下理解：“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狂热地追求着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的基础”（马克思，1975，第1卷，页649）。

到这里，我们就大致可以把握马克思本人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内在动力机制的理解了：资本主义企业家对利润的无限制、无餍足的追求，推动着企业家去不断地进行企业内部和市场的分工，并不断发现新的生产方法，发明和使用新地技术和机器，并不断拓展国内市场和进行国际贸易。正如马克思（1975，第1卷，页682）本人所言：“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本人不但洞悉出资本主义企业家对利润贪无餍足的追求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动态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制度因素。可能正是辨识出了这一点，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日文版的“绪言”中曾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罗马帝国崩溃……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待批评商榷之处”（转引自Schumpeter，1952，中译本，页2）。

2．从桑巴特、韦伯到熊彼特：企业家精神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受马克思的影响，作为一名著名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桑巴特（Wemer Sombart，1863～1941）曾对近代西方兴起的原因做了许多探讨[iii]，并且，在对许多历史问题的看法上桑巴特有其独到——如果说不是怪癖的——见解。譬如，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Sombart， 1967，参中译本，页150）曾明确指出：“不管从哪方面说，有一点是公认的：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其后的论述中，桑巴特（Sombart， 1967，参中译本，页154－155）又进一步强调说：“奢侈从许多方面推动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如，贵族的财产主要以债务的形式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在这一过程中，奢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这种联系中，我们惟一感兴趣的是奢侈创造市场的功能。”接着，桑巴特从奢侈与贸易（包括批发业和零售业），贸易与农业，奢侈与工业等方面的史实做了阐述和分析，并在最后得出结论说：“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 桑巴特（Sombart， 1967，参中译本，页215）。除了这一类较为独到的见解外，桑巴特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他较早从企业家精神来探讨现代市场经济的扩展或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

譬如，在《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第20章第1节，在桑巴特（Sombart， 1922， 参中译本，页212－215）提出了“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后，指出这是“一种勇武的精神”，“一种不安静和不疲倦的精神”。这种精神“打破了那些建立在安逸自足的、自保均衡的、静止的、封建手工业的满足需要的经济的限制，并将人们驱入营利经济的漩涡中”。桑巴特还指出，如果说“企业家精神”在于“征服与营利”，那么，“市民精神”则在于“秩序与保存”，而后者的现实表现则在于“勤勉、节制、节约、节俭和守约”。根据以上两点，桑巴特（Sombart， 1922， 参中译本，页215）说：“我们把那种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所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心态称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桑巴特还认为，这种精神创造出了近代资本主义，因而可以认为“资本主义是由欧洲精神的深处生发出来的”。之后，韦伯（在（Weber， 1958， p.6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在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所有近代文化中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建立在天职（the calling）理念基础之上的理性行为，而这种理性行为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本书所力图申明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