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崩溃 韦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8)

同样从国家在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来分析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则反过来从历史上欧洲各国政治的多元性、民族和王朝的国力竞争和军事冲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来探寻和解释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历史原因。

在《大国兴衰：1500到2000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一书中，肯尼迪（Kennedy， 1987， pp.16-20）谈到欧洲近代史上的奇迹时首先指出，近代以来，“在定居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分散的、相对来说缺乏经验的民族中，发生了一场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是什么长期的因素促成了这一“欧洲奇迹”？肯尼迪首先发现，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处于一种四分五裂、各国互相竞争和军事冲突不断的状态。而近代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欧洲的地形支离破碎，加上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气候从南到北也差异很大，这就使得要在欧洲的建立统一的政治控制体制变得非常困难。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地方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低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就构成了近代欧洲历史上的政治地图。欧洲多条内陆河流和三面环海，又为近代欧洲各地的分散贸易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各地王权势力的相对薄弱有，恰恰为近代欧洲各地——尤其是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还还周边地区——的分散贸易提供了契机，欧洲的近代市场贸易秩序，事实上就是在这种各国王室政治竞争和军事冲突的缝隙中发展起来。肯尼迪（Kennedy， 1987， p.19）认为，这种分散的、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所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意义深远。首先，没有任何王室和封建领主的政治权威和宗教势力有办法和能力完全压制住这种市场贸易的扩展：“……基本事实是，在欧洲既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工商业发展的单一政权（uniform authority）；也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因其侧重点不同而造成某一工业的兴起或衰落；那种类似于严重阻碍印度莫卧尔帝国的征税人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和全面掠夺的情形也没有发生，……像明代中国和幕府时代的日本那样的对海外贸易所颁发的禁令也难能有什么效果”（Kennedy， 1987， p.20）。[vii]

根据上述历史事实，肯尼迪（Kennedy， 1987， p.20）接着发现，在这样一种历史格局中，“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a symbiotic relationship），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国内秩序以及非任意专断的法律制度（对外国人也是如此），并从税收中获取了由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增长的一部分”。在此情况下，肯尼迪认为，整个欧洲近代的发展，恰好引证了亚当·斯密的一句名言：“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的繁荣，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肯尼迪的这一见解，恰恰与笔者（韦森，2006a， 2006b）在最近的两篇长文中所讨论的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的发挥机制和哈耶克以及狄索托所猜测到的其制度条件相一致，并且也史学界对欧洲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史研究所证实。

如果说上述诸家在探索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原因时或多或少地从历史决定论视角审视问题，那么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基于某种潜意识的非决定思路来考察近代西方社会兴起的一些偶然因素，把欧洲市场经济的生成和兴起，视作为“相当偶然的”、“机缘的”，甚至是“一组巨大的意外”。譬如，同样意识到罗马帝国的崩溃为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提供了一些历史条件或言契机，意大利历史学家波利加尼（Luciano Pellicani）和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in Brook， 1999，参中译本，页51－55）就提出，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中世纪的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权之间的争斗，使得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政府）从来都不强大，从而意外地使“资产阶级的市镇”获得了“渔翁之利”：罗马帝国崩溃了，欧洲的一些族国和邦国——如意大利的城市邦国——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于是，“资本主义便产生了”。除了罗马帝国所带来的欧洲松散的政治实体和各国王权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实际并不大这一历史史实外，另一位学者霍尔（Hall， 1985， p. 134）还补充到：“毋庸置否，许多支蛮族在罗马帝国的末期进入了欧洲，这就与中国和伊斯兰地区历史上的面临单一外患又很大不同，这一事实是利于多元体制在欧洲出现的初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