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之战原文_垓下之战最后围住项羽_垓下之战评价(37)
1946年的中国,是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夜。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打了又谈,谈了又打。蒋先生开始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攻下四平后,蒋委员长也顾不得这张老脸了。*的退却,更坚定这样一个信念:打败党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难道中国党人还会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吗?以华东地区举例。是时,我华东总兵力超过40万,占各大战区之首。而华东兵力差不多四分之三聚集山东。所以曾有言:经济东北第一,军力山东第一。有些人不论何时何地,说起打老蒋,开口闭口敌强我弱,这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内战爆发之前,山东我军兵力上占据上风,呈现的是我强敌弱态势。
山东能有这样一种有利我的局面,首先是八年抗战的结果。虽然有许多主力部队去了东北,但兵力大头仍在山东,何况又有新四军不断入鲁。尽管蒋委员长也看重山东,千方百计调兵遣将,但只有海路能顺畅抵达烟台,陆路由于津浦路开战,铁道被断,军队主力被挡在山东境外。尽管老蒋向王耀武一再许诺,用飞机运兵到济南,但你可设想,以今天21世纪的中国,在“5·11”抗震救灾中,我军有万余兵力的空运,已经让世人嘱目了。可以想见,当年的空运能力非常有限,杯水车薪罢了,而且还因为有停战协议约束,有时还得“偷偷摸摸”进行。所以在山东境内,军队暂时还怵我三分。
虽然,敌军在兵力上不能占上风,但布局方面我军却是下风,几乎所有城市和交通枢纽都在手中。这个原因我前面说了,这是启用了“旧部”的结果。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客观地说,国民革命军也是作出了重大牺牲。胜利后的果实,谁都想要,这是国共两党坐下商谈的事。但蒋先生不这么想,力大欺人,胜利之果,他想独吞。众所周知,抗战中且战且退,战线在处在中国的西部;党的军队且战且进,战线在沦陷区东部。所以说桃子熟了,远在峨眉山的想摘桃子,桃子好吃够不着啊,但蒋先生有自己的高招,一是下令日军不许向*缴械;二是让百万伪军重当“马前卒”。书包网
第八章 兴师讨逆(二)
“二鬼子”声名狼藉,纪律败坏,为国人所不齿。但和谈期间,当局又往往把他们推在前面,做一些自己不好出面的“下三烂”的事。当时山东这些伪军兵力相当可观,我看到有这样一个统计:德州王继祥部约14000人;泰安、大纹口宁春霖部约4000人;周村、张店张景月部约9000人;胶县、高密、即墨赵保元部约12000人;枣庄王继美部约4000人。这样粗略算来约有4万人左右。和谈期间,这些伪军部队在指使下,经常向解放区寻衅,如掠夺粮食、摊派苛杂、囚禁百姓,甚至干扰军调处,枪击执行组人员。在枣庄就发生过王继美部将执行组*代表甘重斗打成重伤的事件。
面对反动派倒行逆施,有迎头痛击必要。对于即将来临的全面战争,山东我军是有预案的,陈毅在向的报告中,就提出过“北攻南守”的战略。即以主力进攻济南、青岛铁路沿线的敌军,而对徐州方向的军则采取守势。对此方案,以名义,起草了一个文件,进一步对反击作战作了修整和部署。
1946年6月上旬,在山东全境展开的这一场战事,史称讨逆战役,“讨逆”大有替天行道的义味。战役发起有被迫反击一面;但也明显有我军主动出击的一面,这在第三野战军战史上说得非常清楚,“在山东地区,为了反击的蚕食和偷袭,先机解决山东境内的孤立据点,求得主力能够集中机动,以便能应付的大举进攻。”停战时期,要在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在陷于被动。把锋矛对准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无论是有理,有利、有节,都是上策。
这一次对枣庄王继美的围歼战,是八师和七师共同完成的。七师动用了二十旅和二十一旅一部,由七师政委曾希圣率领;八师主攻由二十三团和二十二团的一个营担任,由副师长王吉文率领。二十四团阻击临城出援之敌,二十二团主力为预备队。直接用于攻打枣庄的兵力,八师只用了一个多团。可见不像是大仗。
中国应该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