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_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_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12)

韩国学者十分重视对中国史学通史的研究。他们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史学研究通史著作。这当中，有辛胜夏的关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专著，63卓用国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大要》(探求堂出版，1986)，64申龙澈的《中国史学史概要》(新韩社，1997)、李启命的《中国史学史纲要》(全南大出版社，2003)等。他们还十分关注中国史学研究的成果。目前被翻译成韩文的中国史学著作主要有两本：一本是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取名《中国史学史讲义》；65一本是高国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66这两本都是全文翻译本。还有一本是摘要翻译，即尹达的《中国史学史纲》。这3个本子属于中国史学通史的比较好的本子。与其它国家相比，韩国关于中国史学研究通史本子应该说是多的，至少比美国、英国要多。

韩 国学者也很重视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章相当多。而对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中，又以对中国古代史学经典著作及其史家研究为重。司马迁及其《史记》、刘 知几及其《史通》、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等探讨的文章尤其多。其中，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应该说是最多的。根据李润和所提 供的目录，154篇文章中，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论文不下30篇，几占全部研究的1／5。 文章最多的是李成珪。他的研究探索了司马迁对历史和人间关系的研究、司马迁关于历史叙述与文史一体的关系研究、《史记》的构造和时间概念等。一些思考相当 深入。他认为《史记》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关键在于它是一部达到历史产生的根源的历史真实性的史书。他还做了一件类似接受史学中介研究的工作，钻研了16世纪后朝鲜时代约1200种文人文集，发现约有500件与《史记》有关。他仔细探讨了当时文人对《史记》的关心方向和性格。

韩国学者对章学诚的研究也比较热衷，文章仅次于对司马迁的研究。所考虑的问题，包括章学诚的历史观、经世观、博约论、史学方、良史论、方志论等。在探讨中，还十分注意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和龚自珍的学术思想的关系。

比较而言，韩国对中国现当代史学的研究相对少，总计文章约20余篇，还没有对司马迁的研究多。不过，有些文章层次比较高。韩国著名史学家闵斗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撰写过《1980年代初历史动力论争》，67主要研究80年代初中国关于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认为把生产力看作是比阶级斗争更重要的历史发展动力的研究是值得关注的理论现象。他提出要注意探讨的现代化路线的发展问题，以及如何理解主义对中国历史解析合适性的理论问题。

韩国学者对比较史学相当重视。李润和出版了专著《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68李认为，比较史学的内容，“在于究明史学思想、理论，以及方法上的异同，以及因了解此异同的背景而能够找出综合性的方法”，“达到上述境界后，才能创造出比较史学的最终目标”。69李 认为，中韩近代史学相同点多，但差异也不小。近代韩国史学没有经历性革命，也没有文化运动，直接沦落为日本的殖民地，没有机会接触其它各种形态的思 想。韩国的近代史学接受进化论的思想，但韩国的所谓“进化论”，“竞争”的意义彻底地被解释为韩国民族对外抗争的姿态，强调国家历史以民族为主体，以竞争 为动力抵御外侮。而中国接受进化论，更强调自强与变法，更注重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他确认中国近代史学所经历的运动要多些，所以会有各样形态的经验，变 局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对付现实的应变力，使中国近代史学更关注世界史、当代史和边疆史，以更切合实际的态度建立中国近代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

最近的研究中，韩国学者注意对中国史学的新解说。自永瑞教授发表题为《“东亚史学”的诞生与衰退——东亚学术制度的传播与变形》70文 章，谈了对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看法。他认为整个东亚地区史学变迁的轨迹，是“制度内的学问”与“制度外的学问”相互对立、交融的动态过程；为了能够同 时担负起适应和克服全球化的双重课题，建立“批判的／历史的历史学”是重要的。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有一个科学化、制度化的过程，五四运动促进的历史 学的科学化，到三十年代后具有制度上的标准化和专业化的形态。71他 认为南京对于当时历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主义史学虽然属于“制度之外进行的学术活动”，但因为借助于唯物史观所提供的与“史料学派”等不同 的“科学”视角，积累了丰富的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对圈内历史研究有很深影响。白永瑞认为，东亚地区史学的历史变迁，也基本是“制度内的学问”与“制度 外的学问”相互对立交融过程。史学应该打破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变“如何研究历史”为“为何研究历史”，克服史学与民众脱离的问题，将“权力的历史学” 转变为“市民的历史学”，包括提倡“公共的历史学”。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学不是拒绝权力，而是让民众“参与极大化的途径”。他写道：“历史研究并不仅仅是要 丰富人们的历史知识，应该与人的成长、社会的进步，以及国家、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为其指明前进的方向。”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