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_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_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10)

3、前苏联与

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比较早，1823年，利波菲索夫(Lipofzoff)选译过《明史》。l829年，比丘林还将朱熹的《通鉴纲目》翻译成俄文本。也是这一年，比丘林所撰写的《成吉思汗家族早期的历史》，很大部分来自对《元史》的翻译，所以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还比较早，做了一些基础工作。

1970年开始，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历史部的维特金(R．V．Viatkin)教授组织人员将《史记》翻译成俄文本56，后在莫斯科出版。一共有3卷，前后工作了将近20年。与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塔斯金(V．S．Taskin)教授。不过大部分的翻译工作还是由维特金担任。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关于《史记》的俄文本，也被认为是“目前进行中的规模最大的西译汉学名著工程。”据说已经翻译《史记》的64％，而美国学者华兹生的英文《史记》只翻译了其中的30％。《史记》中的“本纪”、“表”、“世家”基本被翻译了过来，作了注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DerkBodde)教授为这3卷本的俄文本的《史记》的出版，写过书评，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1985年11月 号上。他在书评中，将维特金的俄文《史记》与法国沙畹翻译的法文本《史记》、美国华兹生翻译的英文本《史记》傲了比较。他认为三个本子各有千秋。大体上 说，沙畹的研究充满学究气，华兹生的本子读起来轻快易懂，而维特金的翻译是两者兼而有之。他对维特金本子中，将《史记》中的“表”认真翻译过来的做法十分 钦佩，这在沙畹和华兹生的本子中都未能做到。他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将《史记》“表”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本子。57

1981年，维特金与另一位学者斯维斯图诺瓦(N．P．Svistunovas)共同主编了关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莫斯科NAUKA出版社出版，357页。这是前苏联学者关于中国史学研究的专门论文集，有13篇文章。收入的文章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R．V．Viatkin)、《简论封建主义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的讨论》(Svistunova)、《中国对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E．B． Bofiskina)、《中华人民共和国对11世纪改革问题的研究》(Z．G．Lapina)、《中国历史学家对15世纪初期郑和远航探险的研究》(A．A．Bokschanin)、《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1627—1646年的农民战争研究》(B．G．Doronin)、《(当代中国史学中对17世纪反清问题的研究》(N．I．Fomina)、《当代中国史学家对太平天国的研究》(V．P．Ilyushechkin)、《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对义和团问题的研究》(N．M．Kalyuzhnaya)、《中国在1977—1980年闾的文献资料对于1919—1949年中国革命运动史的阐述》(A．M．Grigoriev)、《中国史学工作者历史研究的著述原则》(L．N．Borokh)、《当代中国历史哲学的某些倾向》(V．G．Vladimirov)、《论翦伯赞的历史观以及中国对他的批判》(Svistunova)等。此外还附有刘大年的((论康熙》(《历史研究》l961年3期)、丁伟志的《“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历史研究》1978年6期)等中国学者的文章。

这部文集里，维特金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一文是主题文章，维特金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史学划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9年，主要是中国“正规”史学的发展，运用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对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展开研究，一定程度上“吸收”和“推广”了苏联的主义历史科学的经验和成就；第二阶段是1959年到1965年，“中国的史学发展缓慢”，与“苏联的主义的历史科学”愈加“隔绝”了；第三阶段是“”时期，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活动基本停止，历史研究机构不再做任何事情，“是中国史学差不多完全停滞不前的阶段”；第四阶段是1977年以后的时期，中国史学出现了某些新趋势，“前个阶段里曾流行过而最不受欢迎和最荒诞不经的论点受到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