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高度概括总结留下了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社会转型与重要意义(9)

2.它涵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现代社会发展规律中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和基本原则

历史地考察,由市场经济所架构、以私有财产和独立于国家为基本特征的“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同“现代社会”有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市民社会”构成了马克思考察“现代社会”的两个不完全相同的理论视角:“资产阶级社会”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形态,它在社会革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层含义)的意义上含有更大的阶级斗争品性与意识形态特性;“现代市民社会”是以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为条件的生产关系,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它在社会发展意义上含有更大的经济发展品性和商品经济特性。马克思确实说过“‘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65),但那只是表明,马克思是在现实层面和典型形态上认可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表明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就永远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在与传统社会和未来社会相区别的意义上,在社会主义局部地取代旧社会而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时期的共存成为一种事实的情况下,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现代市民社会”)在现实层面上无疑包括了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这样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尽管如此,这两种社会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和区别也并不影响它们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分别探讨与共同交流,就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一样。所以,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角度,“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市民社会”这两种理论视角既有重叠,也有交叉,但不完全相同。这正是人们为把马克思文本中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翻译成“资产阶级社会”还是“市民社会”以及把《哥达纲领批判》中的“bürgerliche Recht”翻译成“资产阶级权利”还是“市民权利”争论的原因。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讨论中,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特殊)与“现代市民社会”(普遍)这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共同构造了“现代社会”的历史根基和社会基础,因而现代社会具有了区别于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市民社会的价值立场与革命本质,这就使得如何处理现代社会发展与市民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须时时面对的一个主导话题和时代课题。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发展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和谐社会、国家治理等社会变革的相继开展,国内学者借助“市民社会”这一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对我国的社会变革进行了多方面、多领域的深入探讨。然而,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化,我们的现代社会得到了迅速成长,由此带来的最大思想变化是“市民社会”的“‘社会’一面的历史形象得以展开”,而“它的‘市民’一面的缺陷也更为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于是,“反思‘市民’,正视‘社会’的声音也日渐变得洪亮了起来”(68)。这种反思集中起来,其核心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原则”与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许多宣传“市民社会”的文章,其主观目的就是要张扬个人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背后所牵涉到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差别问题,因而内契着社会、国家、政府和官员究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69)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最高问题。它说明,当代中国如果无法“从市民社会内部寻找超越市民社会的根据”(70),洞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批判和现代市民社会转型背后孕育着的从个体主体性的生成到社会公共性的回归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本质,也就无法把现代社会公共性的回归和社会主义合法性的落实统一起来,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71)奠定物质前提和文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