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高度概括总结留下了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社会转型与重要意义(2)

所谓“非真正的市民社会”,是马克思用来指称欧洲近代社会之前私人领域和私人交往关系的社会范畴,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马克思在别的地方所说的“希腊人的市民社会”⑥“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⑦“中世纪市民社会”⑧“旧的市民社会”⑨“旧日市民社会”⑩“先前的市民社会”(“过去的市民社会”)(11),以及恩格斯所说的“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12)等,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序列,其根本特点是财产关系尚未摆脱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政治共同体,表现于外就是它的政治社会性或政治等级性。马克思说:“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13)相对于“现代的市民社会”来说,这类市民社会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先前的市民社会”。

然而,进一步考察便会发现,“现代的市民社会”和“先前的市民社会”这两种序列的粗略划分,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从最终的意义上说,这两种序列的市民社会都是具体的市民社会形象,在它们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合理的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这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市民社会”,它是“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的“根源”(14)。对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予了充分阐述:“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5);“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6)。显然,这种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等具有同等程度(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它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能提炼出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只能是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产物。道理很简单,法哲学批判主要探讨的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只需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概念把握就足够了。但是,对于自觉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7)的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就意味着对市民社会自身各个要素的结构性分析。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在《巴黎手稿》中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分工、交换、货币、需要等“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18)的基本要素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根本原因。由于这种分析已经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因而市民社会这个总体概念自然也就成了“暂时消失”的范畴。事实上,经历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抱有更多期待的马克思对这两者之间的原则界限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自觉:法哲学批判针对的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一致”,是市民社会同“国家制度的后果”的“片面的对立”;政治经济学批判则理应针对“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的“不一致”,是市民社会同“(国家)制度的前提”的“全面的对立”(19)。这种原则区分意味着,只有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才能通过对现代国家及其现实基础的批判对现代社会政治哲学作出更为彻底的批判,从而确立起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基础(20)。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只能是对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产物。根据马克思在《导言》中阐述的“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21),“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22),现代市民社会尽管有自己的生成、发展与演化的历史,但它作为最抽象的概念却只能出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诚如恩格斯所说:“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23),而“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24)。从原则的高度来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科学抽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马克思在对“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这一“现代的市民社会”的睿智理解中,捕捉到了与世俗生活原则本质相关的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东西,迎来了自己由法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次转变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转变”——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意识形态批判以寻求哲学世界观在根基处的建构。这就是马克思在给列斯凯的信中谈及他“把《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工作搁下来”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很必要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