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高度概括总结留下了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社会转型与重要意义(4)

然而,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33)1848年欧洲革命的爆发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实现他的抱负、运用和检验历史唯物主义的机会。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在为总结这次革命经验教训而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由于马克思一方面把无产阶级革命与不断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频繁地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指称“资产阶级社会”,所以给人一种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因为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宣传、捍卫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强化,而且还叠加上了19世纪晚期无产阶级革命高涨带来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激化”以及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带来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从而使得用“资产阶级社会”对译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成了一个历史传统。当人们用“资产阶级社会”格式化地对译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时,就会习惯成自然地认为“市民社会”就是一个“消失了的范畴”(34)。

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与德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多义性客观相关。德语中没有与法语或英语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分别对应的固有词汇,只有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意义不是很明确的词语。这使人们对它的理解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效应:从好的方面说是双关性,从坏的方面说就是歧义性。马克思是从双关性来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的,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既要消灭“资产阶级社会”就要消灭它的世俗基础即“市民社会”,因而要以彻底消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为己任。而伯恩施坦则是从歧义性方面理解的。他说:“我明白地用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推移这种说法,而不用今天习用的‘从市民的社会’这种说法。‘市民的’(bürgerlich)这个词……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意义不明的说法。它一方面可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熟语用法不良的例证,同时又是把敌我双方的误解巧妙地连接起来的东西。在这件事情上,责任的一半在于德语。在德语里面,没有表示与特权市民的概念有别的有平等权力的市民概念的固有的词。”(35)在这里,伯恩施坦看到了bürgerliche这个用语的歧义性,看到了“敌我双方”都有可能利用bürgerliche来为自己进行理论论证和辩护的可能性,但他却明显地误读了马克思,把马克思归结为“故意”混淆“敌我双方”之间对立的人。

显然,正是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最终使伯恩施坦走向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他说:“在今天,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所谓对资产阶级斗争、所谓消灭资产阶级社会是意味着什么。可是所谓对市民的社会斗争,或消灭市民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特别是在德国,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德国的最大而且居于首位的国家,即在甚至取消妨碍市民发展的封建制度的大部分尚且成为问题的普鲁士,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没有人想破坏作为文明地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的市民社会。……社会民主党既不想瓦解这个社会,也不想使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无产阶级化。不,无宁说社会民主党所不断努力追求的,是把劳动者从无产者的社会地位提高到市民的社会地位,使市民阶级或市民的地位普遍化。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不是要建立无产者的社会来代替市民的社会,而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36)这里暴露出来的,从表面上看是对bürgerliche的理解问题,但从根本上看则是伯恩施坦与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表现出的那种根本性原则区别:无产阶级解放与革命的最终目的,除了要消灭资产阶级社会,还要不要消灭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