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高度概括总结留下了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社会转型与重要意义(3)

总之,正是在对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中,马克思确立了自己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两种意义的确立:一是概括了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即作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市民社会一般”;二是区分了具体的市民社会形象,即“市民社会一般”的具体化、特殊化和时代化,它包括了“先前的市民社会”和“现代的市民社会”这两个序列。然而,由于马克思早期更加强调和关注“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现代的市民社会”序列,所以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早期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市民社会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的市民社会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这种理解虽然过于笼统,但它至少说明马克思早期的市民社会概念包括不同含义。正如俞可平所说:在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这些概念都不完全等同于“市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的外延比它们要宽泛得多,是任何其他概念都不能替代的概念(26)。所以,那些认为市民社会概念的“永久消失”是因为它是马克思早期使用的一个不科学、不成熟的概念,所以被后来的马克思弃之不用的观点,以及那些认为市民社会概念从来就没有消失,因为“市民社会”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都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前者无力解答马克思中后期除使用“资产阶级社会”(德语kapitalisitischen Gesellschaft;英语bourgeois society)这个具有明确含义的词语外为什么还继续使用“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德文词语的文本事实;后者无法面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市民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概念内涵与发展逻辑上的交叉与重叠问题。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消失假象与现代转型

那么,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在经历了对其抽象意义的剥离后,是否就完全萎缩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代名词,从而使“市民社会”真得成了一个“永久消失”了的范畴呢?回答是否定的!据考证,马克思不仅在中后期继续而频繁地使用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德文词语,而且在他和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和英文版中,这个词还被分别译成了法语的société civile(“市民社会”)和société bourgeoisie(“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英语的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和bourgeois society(“资产阶级社会”)。而且,在马克思用英文写成的《法兰西内战》中,他还同时使用了civil society和bourgeois society这样两个词。这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是毫无差别的两个概念(27)。

既然马克思在中后期多次使用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并且将它拆分成法语和英语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词,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把这个词翻译成“资产阶级社会”的代名词从而造成了“市民社会”好像是个“消失了的范畴”这种学术假象呢?我认为,这其中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既有马克思的原因,也有我们的原因。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把黑格尔国家理念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国家观颠倒成了家庭、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基础”的唯物主义国家观。在马克思看来,既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就是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对立。所以,为着要彻底消灭具有阶级性、虚幻性的政治国家,就必须将政治国家连同其世俗基础即“市民社会”一起消灭掉。由此出发,马克思一方面超越了黑格尔力图以普遍的、至善的伦理国家超越特殊的、有缺陷的市民社会的发展路径,提出了“历史任务就是国家制度的回归”(28)、“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29)的理论任务,另一方面又从“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30)的历史进步性和“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31)的历史限度出发,主张把“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即“政治解放”)推进并提升到“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32)的高度。将这一理想叙事具体到革命实践中,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相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所应有的彻底性: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社会”,最终也要消灭其世俗基础即“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