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高度概括总结留下了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社会转型与重要意义(5)

进一步说,伯恩施坦与马克思之间的对立是否仅仅意味着革命目标上的对立而非革命策略上的对立?我认为不是的!在被称为恩格斯“政治遗嘱”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恩格斯曾如此坦陈:“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37)“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38)然而,如果就此断章取义地以为恩格斯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目标与斗争策略的根本改变,甚至认为恩格斯就是修正主义的“鼻祖”,那也未免太过草率了。因为恩格斯这篇“导言”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应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制定新的斗争策略,从而实事求是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正因此,恩格斯一方面充分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和准备力量,另一方面也强调不能放弃暴力革命和“革命权”,强调“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39)。恩格斯高度概括总结留下了这与伯恩施坦把议会斗争夸大为唯一合法的斗争形式、企图用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

事实上,伯恩施坦提出的问题和恩格斯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不是没有思考过。早在1850年11月,马克思就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40)面对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进入的相对平静的经济繁荣时期,再加上对政治经济学的不辍研究,马克思最终在《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观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1)从根本上说,“两个决不会”是对《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的补充、完善与发展,两者辩证地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所应持有的科学态度:既要坚信“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又要正视“两个决不会”的客观现实;当然,我们对“两个决不会”,也只能从世界性的全局来理解,因为它同无产阶级革命在旧世界的某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中,首先获得突破和胜利,也是不矛盾的。

这种历史辩证法和革命辩证法的科学态度是极其重要的,它决定了既是革命家又是思想家的马克思此后的理论致思路向:既然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基础“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无产阶级革命“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42),既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现象表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久得多、复杂得多、曲折得多的历史过程,那么重新审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现代市民社会”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理论事件。由此,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作为他的社会历史理论的核心概念,迎来了它的又一次深刻转型:在经历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从“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的市民社会中抽象出了作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还得经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3),亦即“使抽象形象重新向具体形象复归”(44),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市民社会”这两个“特殊”概念中重新概括、提炼并突显出“现代社会”这个基础性概念理当具有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