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高度概括总结留下了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社会转型与重要意义(8)

然而,如果以为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阶段的分析仅仅是一种事实性判断,那就可能无法真正深入马克思现代社会理论的深层用意和理论本质这一维度。在我看来,相对于马克思早期对现代社会的经验性描述来说,马克思中后期关于现代社会的本质性分析,不仅仅是对现代社会时代特征和历史阶段所作的一种事实性判断,它在根本上还包含着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价值性期待:现代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从“第一个阶段”(传统社会)向“第三个阶段”(未来社会)转变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它必然要担负起一种承“前”启“后”、由“此”达“彼”的桥梁作用;唯有如此,现代社会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历史转变,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

我们知道,马克思之所以能在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现代唯物主义,就是因为他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在“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56)。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19世纪上半叶,西欧流行的三种社会思潮(自由主义的现实功利、国家主义的犬儒冷漠、空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悲天悯人)都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发展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显然,在“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成为“现代主要问题之一”(57)因而经济活动已经被提升到政治问题高度的现代社会,这种情况本质重要地决定了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出场语境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视阈与问题意识首先是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本性与经济本性的研究:既然“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58),那么,为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而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去,对于马克思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可以解剖现代市民社会以批判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而且可以批判平行于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外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重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对峙反映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或者说英式经济自由主义与法式政治自由主义之间的二元对峙:现代市民社会的人“不得不与自己在本质上分离”而“现实地”表现为“私人—公民”或“公人—私人”的双重人格(59)。因此,不仅“市民社会”中的“市民”概念内契着斯密“经济人”概念的映象,以“市民”身份出现的“现实的人”“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60),而且“市民社会”本身也变成了以“私人所有”和“物化的个人”为基础的社会,变成了“个人私利”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以及“私人利益与共同的特殊事务冲突”和“它们二者共同与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命令冲突”的“场所”(61)。就此来说,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命题体现了他力求用国家超越自在的市民社会的深刻之处。但是,黑格尔用国家的外在的伦理批判克服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的虚幻性与无力性,最终促使马克思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逻辑颠倒中提炼出了将“现实的人”与“真正的人”相统一的“人的解放”的时代命题。马克思说:“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62)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具体、现实但虚伪,“真正的人”理想、高尚但虚幻,因此这两种人都必须进行改造才能获得新生。

这就是马克思在《导言》中所提出的那个现代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63)在我看来,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是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时代性的总体性问题:在个人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中,人的个体性、私利性和特殊性能否以及如何上升为社会的公共性、公益性和普遍性?后来的事实说明,当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把捉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这个总体性问题后,无论是对现代市民社会的解剖,还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马克思都主张把他们放置到政治经济学中进行研究和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在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继承中,马克思才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中确立起了变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立场和理论自信。在这一点上,列宁无疑是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