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积最大沙漠[转载]《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6)

对此更应感到意外的，是那些留守在大同盆地叛军。当汉军主力突然出现在马邑城下时，马邑城中能否组织出有效的防守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当汉军拿下了马邑之后，他们并没有选择继续肃清大同盆地的叛军，或者南下歼灭韩王信的主力，而是由马邑北上，进入了吕梁山脉北部的山地之中。

说到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大同盆地的结构和马邑的位置了。所谓“大同盆地”，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地理标签来代替，就是“桑干河上游河谷地带”。也就是说，这片低地区是由发源于吕梁山脉北部“管涔山”的“桑干河”冲积而成的。由于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既可以从大同盆地西部的河套之地攻击大同盆地的西南部；也可以直接从阴山山脉北麓穿越阴南丘陵地带，或者先占据张家口盆地等，桑干河中游盆地后，由大同盆地的东北角攻入大同盆地。大同盆地实际上是呈双中心的状态。既由西南角的“马邑”以及东北角的“平城”，来共同分担防御任务的。即使是在今天，整个山西北部的行政建制，依旧是遵循这个规律一分为二的。只不过“马邑”现在被叫作“朔州”，平城被叫作“大同”罢了。

在战国阶段解读赵国的北扩时，我们其实已经解读过大同盆地西北山地的地理结构了。就这片山地本身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两山之间没有发育出大的河谷平原，农、牧的价值都不大），争夺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无论是中央之国想从大同盆地进入河套平原，还是游牧民族想从河套平原进入大同盆地，都必须穿越它。如果汉军执意要进入马邑以北，由管涔山与洪涛山（前者是吕梁山的北延，后者被认为是阴山的南延）包夹而成的山地地带的话，就很可能与匈奴人直接交火了。

在没有解决完内部问题时，就以匈奴人为主攻目标，似乎显得不够明智。然而兵锋正盛的汉军还是这样做了，汉军在穿越杀虎口进入前套平原之后，与措手不及的匈奴骑兵数次接战并取得了胜利。不过汉军的这次突击行动，更象是对匈奴人的一种警告，而不是针对匈奴的战略反击。在北地诸侯叛乱，皆与匈奴幕后支持的情况下，这种战术性的警告并不算多余。不过对于孤军深入的汉军来说，在没有做好战略准备，并且后方有叛军活动的情况下，长时间在对手纵深活动是不明智的。因此在攻击大同盆地、前套平原得手之后，汉军主力旋即穿越雁门关，回头去收拾还在山西高原腹地渗透的韩王信。

以汉军的实力，对付反叛的韩王信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双方的决战并非发生在晋阳一带，而是在上党高地的北部，上党郡的铜鞮县（山西沁县）。在北有汉军主力回师追击，南有河东汉军堵截的情况下，退入上党高地据险以自保，是韩王信和他的部下唯一的选择。不过对于韩王信来说，无论在太原盆地以北地区，还是上党高地都没有什么民众基础，试图割据于此的想法并不现实。在战国的记忆还牢牢的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时，这些土地上的民众会认定自己的地缘属性为“赵”。如果是一个赵国王族的成员来对抗中央政府，在大局初定的时候还是很有市场的，但如果是一个“韩国人”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说韩王信在铜鞮之战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任何资本割据为王的话，等他带着少量亲随逃回大同盆地后，就会彻底认清形势了。鉴于汉军主力急于南下寻找韩王信的主力决战，汉军并没有时间肃清恒山南北的叛军。这片战国时期属于赵国高地区，在战国后期被用“代”的标签来标注的土地（以区别河北平原的赵地核心区），在楚汉战争中，一直都处在边缘状态，并没有太深的介入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这样一个经历，也使得代地之人对于“赵”的认同感，要高于正在形成的，统一的“汉”的国家概念。

在韩王信这个空降的“王”授命于已经成为天下之主的刘邦，来管理“代”地时，顾忌到中央政权的强大，代地中那些不愿意就此融入汉帝国的人，可能还会静观其变，暂时接受这个“王”。但当这位准备在赵国故地新建“韩国”的王，本身就成为中央政权的弃儿时，就不用指望他能够依靠赵地民众的支持，东山再起了。逃回大同盆地的韩王信，很快就知道了，这些原本归于自己治下的，高地上的赵国人，已经推选出了属于自己的王——血统上属于赵王后裔的“赵利”。鉴于他们高地赵国的属性，这个准备依靠与匈奴合作，割据一方的新政权，仍然继承了“代国”的标签。不过，如果最终能够形成割据格局的话，河北平原的赵国故地，势必会成为他们扩张的方向。在普通民众，还抱有源自战国格局的地缘属性时，这种扩张还是有地缘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