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之兽 国粉无脑_雅加达之虎_1970年雅加达武装撤侨(53)

当时山西实行“兵农合一”，征兵抽丁情况跟陶子贞说的一模一样：“按照阎锡山的规定，各村役龄壮丁人数，一定要符合全体村民数的1/4。但实际上晋西各县的役龄壮丁，根本达不到这个比例。以汾西勃香编村的当时情况为例，役龄壮丁仅及全体村民的21%强。……村干部胡作非……50多岁的老汉硬说多报了年岁，十五六岁的孩子硬说少报了年龄。他们随心所欲地给农民扣个‘瞒龄’的帽子，进行敲诈勒索。它支编村的国民兵自卫村队长。在各村调查‘瞒龄漏丁’，从中受贿麦子30多石；和平编村则把患羊角疯的病人也编了组凑数。经过一星期的运动，汾西县的役龄壮丁达到27%，超过了原定指标。阎锡山特予传令嘉奖。当时晋西各县流行的几句歌谣，是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的真实写照：‘兵农合一好，家家地里长满草。兵农合一聚宝盆，聚来聚去没了人。青年壮丁跑光啦，村里土地全荒啦!姑娘媳妇霸占啦，老婆娃娃不算啦！’”（志青《阎锡山“兵农合一”纪实》，《中华文史资料文库05之八年抗战》下册P262-263）

四川的乡保长为“抓壮丁”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抓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诱捕，有夜劫，有围击，抓的对象自是活该被抓的，而且最好是孤子，担负生活家庭责任者，或身有宿疾的人，为的是可以立刻得到赎金。而且联保主任往往比原数（配额数）三倍、四倍的抓来，关进屋子里，冻之饿之，让家属们出钱来赎，因此闹了许多命案。最后收集残余——十之三四是用钱买替的，用绳缚绑，由警务员拿枪押到县，警务员在中途可受贿释放或抓路人代替。”（《战时乡村政制之改善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8月出版，四川省档案馆藏，5-170/3号卷，第6页。）

2、路上的行人抵补壮丁缺额

据白修德描述：“因为许许多多的人都用金钱来避脱了兵役，保甲长之流就无法征足额的兵。于是为了要供应足够的“人肉”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巡逻队，逡巡四乡，路上行人，再把他们出售给村中大亨。军宫在他们自己范围内也做着同样的交易，所以对于壮丁的体质衰弱等，也没有了怨言。在成都，一个黑市的壮丁——被这种巡逻队而去的肉票——可以卖五万至十万法币，相当于买五袋白米或是三只猪的价格。在四川某县里，一个村长带着他的武装村兵把守在交叉路口，抓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和他的孙儿。那孙子原本是陪着他祖父去医院看病的，但这理由并无济于事，村长还是把他们抓进了壮丁营。还有另外两个村子的村长亲自带了他的卫队到船埠上去抓船夫，船夫出示证件证明他们正从事于一个重要的工作，而且都是免役的。可是结果是，两个人被活活淹死了，一个被鞭打至死，一个的手指被砍去，十多个人被抓了去。还有一次，一个连长带了他的士兵去大路上抓壮丁来填充他的兵额，抓到了一个便衣的路人。可是这个人却是一个比这连长位置更高一层的营长，这连长于是恐怖万状，当场就把这营长打死，随后又畏罪自杀了。尽管的宣传机构不断散布堂皇的诺言，恐怖依然笼罩着所有乡村的道路。壮丁都纷纷逃离家舍，在丛山中组成匪帮以待抽丁的平息。青年农人都不敢赶猪担米去城里售卖，怕的是在路上人财两失。”（白修德、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P312-314）

川西师管区司令黄占春也说：“为了交足一定数字的新兵，大都在行军中沿途拉壮丁抵补缺额。只要是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逢人便拉，不管你是商人还是学生、农民、挑夫，财货衣物一概全部没收，人则充当新兵。如果有人敢于反抗，便有在夜间被杀害灭口的可能。”（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3、抓纤夫、抓农民、抓民工，打死打伤不服从者

当时抓壮丁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遇见谁就抓谁：

抓拉船的纤夫： “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全团新兵，奉令开赴长沙，拨交二十军，沿途有很多逃兵。到达湖北巴东候船时，发觉每天都有很多木船开回四川，每一只木船上水行驶，必须要有三四十人背纤，大木船甚至要七八十人背，就打定主意，抓一部分背纤的人来补充缺额。由团部指定一个营副，率领五六名枪兵，到江边等着，见着上驶的木船，都要停止，听候检查。上船后，诡称前方有很多逃兵，逃回四川，都是利用代船家背纤作掩护，逃跑回去的。我们奉上级命令追查。就把背纤的人，统统集合起来盘问一番，认为某人有嫌疑，是逃兵，就留下来。每一只木船总要抓四五个人。被留下的人，虽然苦苦哀求，说明不是逃兵，但根本不由分说，强迫带走。不到三天，就抓有300多人来顶替缺额。这些被抓走的人，都是沿川江两岸的贫穷劳苦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