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之兽 国粉无脑_雅加达之虎_1970年雅加达武装撤侨(51)

1、乡、保长敲诈勒索老百姓，只要交钱即可免除兵役

当时在安徽芜湖师管区主管征兵的李昭良回忆说：“我们在芜湖征兵……刚开始时，乡、保、甲长在调查适龄壮丁工作中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列人名册，一般农民要想逃避，就得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有的乡、保、甲长就故意把不应列人征兵名册的人也列进去，以便他们敲诈，以后每通过一关就有一次敲诈。起初军医都不愿担任壮丁体格的检查工作，后来争着去，因为只要军医证明身体不合格就可以免役，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受贿、勒索。”（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兵役》，《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1-7）

四川的情况也是如此，据时任川西师管区司令的黄占春回忆说：“每年应征新兵名额分配既定之后，接着进行及龄壮丁的抽签征集，中签的壮丁，就是这一年度应当人伍的新兵。因此，抽签过程充满了敲诈、勒索和剥削。抽签名义上公开进行，中签的壮丁也出榜公布，实际上是否中签完全为县、区、乡、保长把持操纵，只要肯出钱贿赂，中签可以变成不中签；没有钱贿赂，独子也会成为中签壮丁。当时在嘉峨师管区，区、乡、保长勒索的价码，视被勒索者家庭经济情况决定。比较富裕的人家，勒索5万至50万法币不等，差一些的也要勒收二三万法币（这是1944年至1945年的情况，当时一两黄金约值法币5万元）。……中签的人，除了要贿赂区、乡、保长不‘估拉’自己当新兵之外，经济情况比较好的，还得准备再出一笔钱买壮丁去顶替自己应征人伍。然而，买壮丁顶替自己入伍，就留了把柄在区、乡、保长手里，他们可以经常利用这个把柄，以捉拿逃兵的名义进行恐吓、敲诈，反复勒索。乐山县苏稽乡一家比较富裕的农民，因为买人顶替之后，被乡长反复勒索达六次之多，逢年过节，还不敢不送礼物去孝敬乡、保长。”（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36-41）

还有乡、保长利用贪墨士兵的安家费、壮丁费的方式中饱私囊：“在1945年间，每名壮丁的安家费是5万至7万元不等，各乡按各县分配的应征壮丁名额筹集，逐家逐户摊派，人民无一能够幸免。区、乡、保长趁机浑水摸鱼，尽量多摊多派，大事搜刮，甚至将应发给因家境贫困自愿应征者的安家费，也玩弄各种手法加以吞没。” （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因此，人们对乡、保长恨得咬牙切齿，难怪当时有老百姓说“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还有人说“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银子是保长的”。

2、军队征兵官员卖、放壮丁，用壮丁谋利，导致壮丁大量逃脱兵役或死亡

不只是基层在征兵中不堪，征兵官员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变本加厉。

A、征兵时擅自增加征兵名额，卖、放壮丁图利或向报功

黄占春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嘉峨师管区所属各县长、区、乡长，在1945年征补昆明等地远征军的紧急征兵中，用按各乡人口比例分担的手法，擅自增加应征新兵名额。这种额外“加码”的新兵名额，以每名一至二两黄金的价格进行‘卖放’（卖壮丁）图利。有时则多征数名（可在下次征兵名额内抵扣）新兵来博取‘超额完成征兵任务’的美名，向国民报功。”（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当时的泸州师管区副司令赵矶也做过这种事情：“壮丁到了补充部队后，等待开赴前方，壮丁家属急如星火地想把自己的子弟弄回来，就设法与接兵人员疏通，找兵贩子去换人顶替，5至10块银元换一个，是当时的普遍行情。1942年底，我在四川南充接收独立运输第三十五团壮丁，共计2160名。冒名顶替、买卖交换之风席卷而来，我也顺风由军需出面，照例以5至10元调换一名壮丁，见款换人，随到随换。就这样从接收壮丁到开拔的那天止，仅五个月的时间，他就交换了800名之多，净得银元7000多块。临行时，地方上还设宴为我送行，赠送锦旗。”（赵矶《曝光军政部兵役署黑幕》，《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