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之兽 国粉无脑_雅加达之虎_1970年雅加达武装撤侨(3)

抗战期间，中国的军工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十分低下。更令人奇怪的是国民对于作为军工生产的基础设施的态度：1943年，重庆18家铁厂中14家倒闭，4家钢厂中也倒闭了一家。1944年4月2日《日报》称，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这种景象与中国当时缺枪少炮的环境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有人说，之所以不能利用国内的工业开工生产枪炮，是因为重视枪炮质量，因为当时国内无法冶炼出合适的枪炮钢材，也只有少数兵工厂拥有制造优质枪炮所需的设备。这种说法实在不值一驳，当时设备远比重庆这些工厂简陋的黄崖洞兵工厂还自行研制了“无名式”、“八一式”（与现在的81式不是一回事），甚至用铁轨钢制造了大批掷弹筒甚至仿92式步兵炮。就算这些武器性能难堪大用，那也总比赤手空拳强得多。

更何况，军阀阎锡山曾在山西建设起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可观的火炮工厂，每年可生产200多门山炮。尽管由于设计、材料等原因，大部分火炮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水平，且“经常打几百甚至几十炮就出问题”。但忻口战役中，在当时中国属于“超豪华”水平的晋绥军炮兵也算是打出了“百炮齐发，弹如雨落”的效果。据称此役中晋绥军“炮兵有八个团参加，发射炮弹四万余发”。可惜的是，随着太原陷落，失去后勤基地的晋绥军炮兵也就成了废物。

相比之下，南京控制下的巩县兵工厂从技术水平上看要比“阎老西”高级多了，采用的是全套的进口设备和原材料，除了生产和火炮，甚至还有一个年产120吨毒气的化学战剂工厂（能生产催泪、呕吐、喷嚏等非致命毒剂，以及光气等致命性毒剂）。不过由于它的附属防毒面具厂产能不足，中队无法有效使用化学毒气（风向一变就变成熏自己了）。

1937年抗战一开始，巩县兵工厂就受命搬迁，结果在混乱中丢失不少设备，其生产的分厂被炸毁，失去生产能力。逃到湘西的一个分厂只能保持每年几百挺的生产能力。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多大改善，最后该厂位于武昌的分厂由接管，另一个工厂逃亡，并入“联勤44厂”。从此这座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从袁世凯手上创办起来的兵工厂就这么消失了。

汉阳铁厂，旧中国最重要的钢铁厂就在民国时期倒闭关厂

21兵工厂到1943年时每月可生产7000把“中正式”，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武器。不过该厂生产的24式重和捷克式轻直到1943、44年才实现“零件可互换”……这在当时的军工大国眼中或许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却是无奈的现实。

与巩县兵工厂相比，该厂幸运之处在于有一位叫李承干的兵工奇才担任厂长。他除了亲自参加武器研制，最重要的是经营有方，勤奋实干，硬是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还为厂子赚到了“黑暗社会中一个光明之点”的美誉。

不过这位奇才，先是拒绝加入，又在1947年拒绝为内战生产武器，辞职赴美“考察”。此时他已是“”中将，却只带走了几个装衣服和书籍的旧肥皂箱。1948年，受化学家候德榜之邀才回国，担任南京永利化工铵厂厂长。南京解放前夕，他积极组织职工展开护厂斗争，拒绝将工厂迁往……听到这，读者您大概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承干成为我国首任国家计量局局长。那位力邀他回国的候德榜——前面提到的一则谣言中将他形容为“民国大师”，他在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很值得一说。侯先生当时因重庆条件困难，创新开发新型制碱法，并将其推进到“半工业化”生产阶段，却因国民不予支持未能投入生产——三酸两碱是制造重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尤其是制造——但国民对候德榜先生的这些努力，似乎没什么感觉。对国府心灰意冷的候先生1947年内战爆发后远走印度。1949年，他听说了新中国建设现代化工业的热情，拒绝了印度塔塔公司十万美元年薪之邀，毅然回国，为新中国的化学工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化学家，把他和那些做着“鸳鸯蝴蝶梦”的“大师”混为一谈，真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