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之兽 国粉无脑_雅加达之虎_1970年雅加达武装撤侨(11)

对于旧中国社会的影响，完全超过普通人对于一般毒品的想象。如果用今天我们对于毒品的认知来生搬硬套抗战时期的问题，自然就不容易了解到问题的实质。

向现实低头：承认硬通货地位

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中国党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真正在控制区全力禁毒的力量。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将禁毒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在长征结束、红军进驻陕甘宁这一原来有着上百年种植、贩卖历史的重灾区之后，党在边区立刻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用极短时间便基本消灭了控制区内的吸毒现象，这一点目前在学界基本取得共识。

有人会问：“既然你党能够做到辖区禁吸，那为啥不顺手把也一道禁种了？”党确实动过在辖区内全面禁种的脑筋而且做了相当程度的努力（这与当时各路军阀大肆种烟卖烟形成鲜明对比），但历史证明这一想法在当时毕竟还是图样。铲除罂粟之后的土地需要多年恢复才能重新转产粮食，所以禁烟往往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烟农和加工工人的口粮如何解决？

从全国经济角度看，即便处于战争状态，除非有类似于海峡之类的天堑，本国国内的物资流通可以被限制封锁，但很难被切断。在陕甘宁边区禁毒运动展开后，偷运入边区的情况反而迅速增长。因为一个地方禁止的生产、限制的消费，往往会导致价格上涨，这只会刺激其他省份的种植，甚至还会导致本地金银外流。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才是彻底禁绝的前提，而在抗战期间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历史上，特别是在1941年边区根据地陷入困难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确实存在部分民众，甚至一些单位偷种偷贩的情况，边区也在其能力范围内对这些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至于在辖区范围内大规模种植一说，我难以想象在40年代初全国遭遇灾荒的情况下根据地会大规模种植罂粟而不是垦荒种粮，毕竟烟土不能当饭吃，而通过黑市等渠道从敌占区买来的粮食，相对于边区人口也只是杯水车薪。

由于缺乏其它足够的金银硬通货，八路军确实掌握有相当数量缴获的烟土，用来平衡边区进出口的赤字。即便是党史，以及领导人回忆录中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忌讳，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中国当年的特殊国情，既然暂时没办法夺取全国，那党能做的只有向现实低头——承认的全国硬通货地位。

最后的“民国”

说了那么多，最后想说一下解放战争后新中国是如何禁毒的。

在一些传统产区，党政工作人员会将地铲平，随后收缴销毁毒品，同时给农民发一些口粮，一段时间后改种粮食。吸食或注射毒品者要进行登记，根据烟瘾大小、年龄大小，限期戒绝；其次，工作人员也将戒毒与生产教育工作联系起来，将那些原本不事生产及行为堕落的“瘾君子”卷入工业与农业生产大潮，使他们知道自己是社会一分子，以激发他们的戒毒决心。这样一来，全国各地虽然都有毒瘾较重者死于毒瘾发作的记载，但绝大多数烟瘾患者在接受戒断治疗以及生产劳动后纷纷脱胎换骨，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新人。

驰名世界的毒品产地金三角，最早的源头之一就是被打出云南国境的李弥等部。在流落、泰国边境成为落草流寇之后，种植罂粟成为了李弥部的“主营业务”之一，经过多年发展，金三角逐渐“声名远播”。而这一盛产毒枭的地盘，也就成了民国最后的藏身之所。

党在执政后，让中国成为光荣的“无毒国家”；虽然好坏也名义上统一过全国，但在执政期间中国却变成了世界第一毒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溃败后还顺带造就了世界最大毒品产地。从这个角度看，谁更值得表扬谁更应该被唾骂，是再怎么也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五、中国特种兵的先驱——委员长卫队？

作者：洪希伯 军事观察者，旅港学人

原题：抗战十大谣言之委员长卫队

说到精锐，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两个“械”——抗日战争时的德械与解放战争中的美械。关于“美械”的记载很详实，与之相比，的德械部队却“传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