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本主义革命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读后感10篇(8)

旧革命时，封建制度崩溃，君主专制作为革命对象，逐渐为军事官僚政府统治所代替。由于“革命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公民的统一”，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中央集权得以发展，并且政府权力也得到扩大了。拿破仑最终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同时，革命解放被奴役的农民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后，小块土地所有制得到确立。而小农阶级分散无力，“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表现在旧革命时期，小土地所有制，是彻底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补充了城市中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是令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而此时，封建制度已然瓦解，资产阶级社会下的小农受到资本的奴役，与资产阶级相对立，而非协调。资产阶级各党派虽相互争夺，但其对小农则一味打击——既惧怕革命小农的觉悟，又害怕保守小农的对抗。这种打击，更加强了保守小农（革命小农终究是少数）对帝制的依赖。又因历史传统的缘故，他们迷信拿破仑会将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给自己。这些都被波拿巴利用之。波拿巴所极力宣扬的“拿破仑观念”更是显证。其中，小土地所有制便是波拿巴必须维护的第一个“拿破仑观念”。

除此以外，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还有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以及军队占压倒的优势等三个。这种不受限制的政府是维护小土地这种“物质的”制度、镇压革命小农的，宗教的安慰和军队的保护也是保守小农所需要的。故而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只是它垂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种军事官僚政府机器是在封建制度的对立中锻造而成的”。

怀着这样的展望，马克思说，“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早先，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改造一旦完成，注重实际、理智的洛克便排挤了以诗一般热情的话语为人称道的《圣经》十二小先知之一的哈巴谷）。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新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英国资本主义革命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早先借助古罗马复活带来的英雄气概，以理想和艺术的形式蒙蔽自我，消解革命中的自我牺牲、恐怖战争的方式，需要由以积极向前看的、务实的观念来指导的勇于革命的方式所取代。波拿巴虽然置身于这样的地位，看起来像是扮演了类似旧革命中的英雄角色，但他只不过是处于自我矛盾处境的小丑。此时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农民，“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会推翻小丑波拿巴的统治，并更重要的是，摧毁其所代表的小土地所有制，以建立新的物质基础，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在1869年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到维克多??雨果《小拿破仑》和蒲鲁东《政变》。他认为这两部著作，在与自己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作品中，是值得注意的两部。其中，维克多??雨果尖刻、机智地痛骂波拿巴，认为这个事变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蒲鲁东则“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本段引文均出自马克思为本书1869年第二版写的序言）。马克思以为，雨果在说波拿巴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了巨人，而蒲鲁东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对自己的著作，马克思说，“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通过这些，可以反映出马克思的充分自觉。而这种自觉与他将具体的事物抽离本身，以更大的视角来观察事物有关。这种广阔视角，给马克思带来的，是对历史的洞察，更是对未来的憧憬。精神是蓬勃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