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本主义革命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读后感10篇(7)

就这时期的党派的斗争而言，马克思以新旧革命相区别，认为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不断取得胜利，“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它不得不背水一战，勇夺胜利。对于1848—1851年的法国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渐趋完备（马克思认为在秩序党统治时，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基本完备），马克思认为其是这种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他现在的分析，正是革命中自我批判的一分子。

依生产力、阶级性判断各派的先进性，马克思比较了新旧革命期间各党派争斗的关系。1848—1851年期间，各派的前后承继，与旧革命不同。旧革命时，每一个党派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当该党派推进革命以至于自身跟不上革命脚步，不能领导革命时，它后面的先进党派便使其完结，从而获得革命的指挥权。而1848年革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和派、秩序党先后登场。前者依附、支持后者，待后者获得了统治权后，又将前者甩掉，转而以后自己的后者。即落后者在先进党派依附、支持下稳定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又将其抛弃，依附于更落后党派。就这样，各党派前后相继，革命一直在倒退。最后，秩序党统治时，又需要特别依靠军队（刺刀）。

而实际上，军队是整个革命阶段的刺刀，在保护的同时，又起到了破坏的作用。这在共和派与秩序党时期表现最为明显。马克思曾说，“‘正直的共和派’的先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做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没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急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

资产阶级各党派最初联合起来，袭用旧社会“财产、家庭、宗教、秩序”的格言作为军队的口令，以激励军队征讨无产阶级。这种维护秩序、安宁的要求，使得各党派不能放开手脚保护、扩大自身利益。故而面临各种问题时，各党派不敢过分实施符合自身利益的措施，反而与通过行政权来对抗自身立法权的波拿巴不断合作、妥协。最后，秩序党统治时，虽然资产阶级统治基本完备，但其现实考虑（维护议会制共和国以维护自身统治）与其过往历史背景（忠于君）的矛盾一直存在，故而畏缩不前，不能继续向前革命。同时，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渐趋完备，秩序党所代表的立法权与保皇党波拿巴派所代表的行政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秩序党在维护秩序的考虑下，不断退让，为波拿巴派和民主派利用，渐渐失去议会多数，对于代表立法权的议会渐失控制。于是，秩序党想借军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立法权力，但最终却被波拿巴派联合军队逼迫下台。

总的来看这阶段的革命，马克思认为“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法国人从事革命摆脱不了对拿破仑的追念，故而波拿巴得以担任总统；他们又害怕革命的危险（特别是这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故而一退再退，并最终导致了波拿巴的雾月政变。除此以外，马克思还从法国第一次革命，尤其是拿破仑统治下实施的各项措施展开，依旧从当时所承继的过去开始，批判分析当时的社会，解释波拿巴政变的内涵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