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本主义革命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读后感10篇(5)

首先，如果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都源于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剩余劳动力，那么职业的不同、从业/待业状态的不同似乎并不能使这两个群体泾渭分明。另一方面，“国家机器”的领导者——道貌岸然的内阁官员与掌控国家强力的将军，与流氓无产者的形象又大相径庭。

如此看来，相较于流氓无产阶级与劳动无产阶级从业状态的不同，二者更大的差异似乎在乎他们所持的政治立场有别，即拥护波拿巴派的“伪社会主义”，还是如马克思一般信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显然已从当时混乱的政治局势之中，将劳动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两个阵营判然二分了。而我却又试图回溯到原初的一片混沌，思考这种一分为二，究竟是根据政治立场和行动的差异对本属同一集团的人们的一种强加，还是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进行分析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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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又想起本文序言中的一段话：“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接下来，马克思引用了西斯蒙第的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

这大抵可作为马克思通篇对流氓无产阶级进行论述的提纲挈领之言——既说明了为何现代法兰西绝不存在克洛狄乌斯，波拿巴亦绝不是凯撒，又说明了流氓无产阶级与劳动无产阶级经济基础的差异为何如此重要。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讲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以承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因而必须把工人清除出去。但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却总要部分地开放队伍，加入武装的无产者。于是临时政府只好另外组织了由流氓无产阶级青年组成的武装力量“别动队”。

这种“使一部分无产者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的策略也在其他领域被执行着。无产阶级作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其力量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国家不堪忍受的危险，于是，资产阶级不得不收买无业的流氓无产阶级与劳动无产阶级相制衡。

这样一来，具有如上性质的流氓无产阶级，与“国家机器”也就不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了——它们都作为资产阶级的傀儡而存在，前者与试图破坏“秩序”的劳动无产阶级相抗，后者则维持着现行的“秩序”。

于是，当资产阶级对其代言者失去控制力，国家机器与流氓无产阶级也就同时成为了路易·波拿巴所掌控的力量。而后者也成为了同时控制行政权、军队、部分资本家和“群众”的强人——凯撒一般的人物。

然而马克思反对凯撒主义，也就否定了波拿巴成功的可能性。其一者当然是因其政权基础——小农的生产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其二，则是因为波拿巴时代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早已不是古罗马默不作声的奴隶，而是已被产业革命后新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新阶级——劳动无产阶级。

劳动无产阶级正在积聚自己的力量，试图冲破资产阶级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资产阶级惧怕无产阶级的力量，于是试图收买一部分无产阶级——但他们所创造出的“流氓无产阶级”恰恰因为脱离劳动而失去自己的力量，成了与“国家机器”同质的社会寄生者。

于是，马克思选择支持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因其发展可带动劳动无产阶级的发展。而二者结盟发动革命打碎国家机器，是革命的唯一途径，也是本文的最终结论。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读后感(六)：此书几乎是马克思思想的总括

诡异得很，在一个据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绝大多数人对真正的马克思都是一无所知的。我需要责备吃瓜群众们太懒散吗？

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像现在所谓（之所以用所谓，是因为我对当代政治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白左”一样强调爱与和平的人，不需要去读大部头的《资本论》，只需要看看这本书就明白了。在1848年革命后法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人，在马克思看来，纷繁复杂的政治口号下，其实都是最最真实的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