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本主义革命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读后感10篇(11)

三、 通过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来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起初先进的、进步的、对历史发展起正面作用的历史事物也会变成落后的、消极的，甚至阻碍历史发展。

“小农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

在第一次革命之前，“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使他们相互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由于这种“利益的同一性”和生产方式的隔离性，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当时拿破仑的出现就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通过颁布一些法律，解放了法国封建农民，使他们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同时，这种自由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并且“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促进了第一次革命任务的完成，为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同时，小农土地所有制得到一段时间发展之后，其内在固有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受制于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天生缺陷——有限的生产资料投入和微弱的抗灾害能力，农民大多负债累累，“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于是，农民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就不可调和地对立了。

这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小农们要求的“强有力的和不受限的政府”必然带来庞大的官僚群体，并且这庞大的官僚群体把国家的行政体系带入一个恶性因果关系中，为后来波拿巴王朝的覆灭埋下种子：强大的行政权力将人们群众和国家权力直接联系起来，原本存在二者之间的贵族变得多余，成为“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他们被迫寻求官职，如此，庞大的官僚群体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贫困化问题愈加严重，最终波拿巴走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对立面去了。这也显示了马克思无比强大的语言能力。

通过小农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发展，还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是人们常常容易注意到的一面，但是马克思还说过“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拿破仑加强和巩固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措施就足以印证这一点，没有拿破仑的这些措施，小农土地所有制也就不会产生，至少说不会在那时确定下来。

四、 波拿巴所代表的阶级问题

当波拿巴掌握独立的行政权力，他就把自己当做“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又把自己当做“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但他首先觉得自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其背负的充满矛盾的各种使命，使得他的政府制定出来的各项政策自相矛盾、甚至相互抵触，“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英国资本主义革命然而马克思灵活而熟练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波拿巴——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这一本质揭露出来。

马克思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做过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在《雾月十八》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波拿巴王朝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这些落后守旧农民的特点与流氓无产阶级的特征不谋而合。无论是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还是他的军队，他所召集的都是“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并且将其“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