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于中国文化_士与中国文化在线阅读_士与中国文化txt下载(11)

脱节尘中，蹑身霞上，凡人间俯仰，算筹衡纵，抵质兼并以取赢，一切不闻不见，并付之不为。朋松介石，抹月披风，三百枯棋，十千名酒，日与上客懿亲游戏为乐。退则披古帙、爇异香，清散逍遥，不知何者为诽、为誉、为莞、为枯、为少、为老，几古之得道善忘者矣。（注：《丰南志》第四册《季常吴次公六十序》，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50页。）

这批人，文化是否也曾一定程度上带动过他们的商业，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诗文书画，结社酬酢，交友周游，毕竟是贵族文化。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必定是损害了他们的经济生活。“若贾人子耳，良贾竞竞墨守，毋耽曲艺，毋昵广交。”（注：《太函集》卷四○《儒侠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7册，第500—501页。）这是一个同样有文化经历商人的切身感受，及其对子侄的谆谆训导，然而，文化商人们往往漠视这种训导，这就引出了他们下面的一个特征。

5.凡将文化作为实质性事业，没有将文化与商业活动有机结合的商人与商人子弟，其家庭的商业大多走向衰败，他们个人的结局大多趋于贫困。方用彬尽管注重过商业，但他把生命的意义还是过多地寄托在文事上面，缺少合理使用钱财、时间和精力的商业理念，因此，他的商业，最终至少说不成功，甚至使其家趋于贫穷。商人子成为山人者，如沈明臣、吴守淮、詹斗文、童佩(王稚登也称他山人)、方尚赟等无不如此，甚至结局更惨。史料称方尚赟“方生自名族，无家不称贫。远游载图史，玩诵无昏晨。生计日以短，辞翰日以新……”（注：吴国伦：《甔甀洞稿》卷六《赠方山人仲美》，《明代论著丛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6年版，第474页。）童佩“以诗穷，不修形骸。人多白眼视之，蔑如也”（注：王稚登：《王百榖集·雨航纪》《纪人第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175册，第103页。）。沈明臣“沈郎故家郎，文藻夙所志。落魄不知贫，怀才耻于世”（注：《甔甀洞稿》卷六《赠沈山人嘉则》，《明代论著丛刊》，第475—476页。）。吴守淮这个原是大盐商的儿子，史料载：

父故饶，虽少孽，犹分钜万。即挟资豪游江淮吴越间，斥买重器，珍藏法书名画，橐垂罄矣。邂逅徐文长于西湖，文长大奇之，呼曰：“少年未常考古而遽能鉴此，岂天授乎？然胡不读书，则不但见古物而且见古人也”……又斥买经史子集千余卷以归，橐若洗矣。归即翻所买书而大有所悟得，遂援笔为诗，辄有惊人语。寻知交于太函二仲以及丰干诸子，结有社矣。先所斥买者业已散尽，出游南都，与二方先生甚洽……竟以穷死。（注：万历《歙志》传卷五《文苑》。）

明代中后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较深刻的变化，从而使士商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者间产生了互动或合流关系。然而，历史实际总是丰富复杂的，这种互动潮流中呈现出了多种流向和不同内涵。它们大体可分为弃儒就贾、弃文从商、亦贾亦儒、亦文亦商、贾而好儒、贾而儒行、儒而贾行、士魂商才，及本文所分析的商贾文人等形式或类型。明代后期是一个文艺较兴盛的时代(这已为学者们的研究所证明（注：如郭绍虞先生就有这样的看法。见氏著《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明代的文人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当时的文化人就多喜好文艺切磋，甚至胜于学术研究，因而，一批曾有儒学经历的商人走上文人道路是极自然之事，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方用彬即是其中鲜明的一例。这种流向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思潮回流的结果。无论是社会还是商人，在此士商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向传统文化妥协，乃至走回头路。士商合流，在明代后期尚处于初始阶段，而要真正达到较为成熟的境地，那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

历史事实也证明，在传统的儒家文化这个大背景的影响下，商贾与文人之间并非都是相得益彰，两者在思维认知、处事行为等方面本不很合拍，文事与商业之间也多有矛盾性，以此看来，对商与文的兼和力不能估计过高。从商业的角度看，若要理顺这种关系，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包括继承者)对商的积极精神和能动态度。凡将文化用诸商业，商业则兴旺，反之，虽出生于世代商贾家庭，并亲受过商业的洗礼，但由于受传统思想的熏陶，过分看重文事，忽略商务，那么，其商业必然挫败。明代后期的历史上，如方用彬、吴守淮等一批商贾文人，商业曾使他们获得了财富，财富又使他们拥有了文化和才艺，但在他们心目中，依然鄙薄商业，最终把财力、精力过多投入到所谓高雅文化中去，以至使他们的商业走向衰落。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业与市场相当发达，商人队伍颇为壮大。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改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商贾本身的思想来不及更新，跟不上变化了的时势，因此他们的商业走向衰败。个体由于种种原因的逐个败落，带来了商帮群体的没落。这恐怕也是传统商人集团难以向近代化发展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