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于中国文化_士与中国文化在线阅读_士与中国文化txt下载(10)

2.他们珍视自己的文人地位胜于商人身分，有时会以文化活动作为掩盖其实施或抑制真实愿望的方式。史籍与文书中记录他们文事及其业绩颇为详赡，而对其经商的细节却多有忽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晚明史籍将有些文人混迹商贾队伍，常常说成“隐于商”，如上文所提的马电：有人说他：“商隐习舻艘，酒德胜杯斚。篇诗出清恬，容止具安雅。”（注：《翏翏集》卷一三《纪哀诗二十三首》。）山人俞安期访郝仲隆于李坪，也说郝氏“商隐”坪上，但“工声诗，精内典”，因而赋诗赠之，诗中言：

十年商隐独称廉，颂酒耽诗兴转添。卢女乞书金缕曲，楚伦解问水晶盐……（注：《翏翏集》卷三一《访郝仲隆于李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3册，第289页。）

也有被称为“市隐人”（注：《许文穆公集》卷七《竹石先生像祠记》，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8页。）的。对商隐，明末同出身于商人的星有一解释，他说：

世之论者，见牵车服贾之中有贤人焉，则曰是商隐也，此由好仕进遂以概天下之人……(商隐者)大都士其迹，而商其意，且非商之类正意也。（注：星：《味檗斋文集》卷七《寿仰西雷君七十序》，《畿辅丛书》本。）

他认为，人们往往从仕进的角度来评判天下人，所以看到商贩队伍中有才德之人，就称其为“商隐”。其实商隐人，士是他们的表面现象，商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但这还非其“正意”(正意是什么，这里未加说明，但从上下文看，正意可能是指渴望做贤德之人)。当然，对此绝不能一概而论，赵氏之话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也待考证。但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些商贾文人及其子弟，只要与文搭上了边，多半更愿意被称为贤人、文人、士子、儒侠、处士，甚至山人，而不是商贾。他们的商业行为亦往往被其文艺才能所掩盖。这里既由他们的主观意识所决定，亦是世道使然。

3.商贾文人文化活动之目的，大体可借用晚明沈德符形容武臣好文的说法，“不过聊以自娱耳，非敢艺坛建旄钺也”（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兵部·武臣好文》，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4页。）。他们中稍有成就或较知名者，大多得到文坛名士、闳儒大僚的引领、指教或奖掖。如方用彬及其身边的这批人，无不在汪道昆的羽翼下才稍成气候；如童佩，曾受业于归有光，王世贞、王稚登也给予扶持（注：王世贞：《童子鸣传》，录于《童子鸣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2册，第391页。）。不然，靠自己的力量，这类人是很难成名或扬名的。

4.文化商人，倘若以经商为实质性的职业，或以其个人才能、意志、智谋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那么他们的文化则助益商业。如商人李廷芳，“幼业儒，于书无不涉(长业商)……卜居金陵，握奇赢以占消息。凡厥规为有大体、立纲纪、明约束、重然诺，一时怀策之士靡不推翁祭酒”（注：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明故光禄寺署丞冲源李公墓志铭》，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30页。）。其家业也必定丰饶。有文化更善于“握算计画，上佐诸父，下督掌计，而业日隆隆起矣”（注：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寿东世福公行状》，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59页。）。还有我们的主角——方用彬，也曾将文化造诣与其商业、店务结合起来(方用彬经营文化商品，其文化理应是最有用处的)，如此，文化委实推动了商业。这种情况明史中屡见。可我们这里所列举的不少人，他们热衷文事，经商只是为了治生养文(或利用父兄商业资金治生养文)，文事才是他们的生命依托。他们“志不在贾”（注：据《许文穆公集》卷七《竹石先生像祠记》记，(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8页)文林，“市隐人也……先生手一编，坐而贾焉，自称竹石先生。生平孝友，儒雅喜吟，数以佳辰结客觞咏竟日夕，其志不在贾也”。）。士于中国文化甚至“心否计然之术。惟延访诸士人，乐闻礼义以自提式”（注：歙县《许氏世谱》卷六《寿节妇罗孺人六十序》，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8页。）。上文提到的孙文郁，也说：“……使吾以贾起富，吾安能以质剂为诗书。”（注：《太函集》卷五○《明故礼部儒士孙长君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7册，第608页。）他不愿以商来替代诗书、来废弃文事。还有人干脆从商事中完全脱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