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 全球治理领导权问题与中国的角色定位(8)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能够为国际领导权提供良好的国内政治保障。203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人大民主、政协民主与党内民主形成了新的互动，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将达到新的历史水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厘顺，而东西部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得到极大的消除，中产阶级占到全国人口的80%，县级直选的条件逐渐成熟，法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国内领导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为国际进步事业的领导权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国领导全球治理的定位及方式选择。2030年前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领导，是以准全球性大国身份针对局部全球事务治理的、以责任为取向的跨跃式引领。首先，中国拥有的国际身份是准全球性大国身份，中国虽然可能具备了世界第一的经济总量以及较高的人均经济总量，但是，美国在科技创新、软实力、军事力量等方面仍然全球第一，依靠其制度霸权占据着大部分议题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在军事力量、价值观引领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特别在军事方面，“军队近年来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海上行动迄今为止还局限在近海。”“中国确实具备成为世界领袖的潜力，不过，从现状来看，中国仍然需要至少十几年时间才能满足前三个条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26)其次，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领导主要是局限在经济领域和集体安全领域，并不追求全面的领导地位，以填补国际权威真空的思路实现世界性的权力转移。第三，中国的领导是以责任为取向的，国际社会对中国担负应有国际责任的集体期待，促使中国履行了这种来自国际社会期待的国际责任，因此，从本质上这种领导权不是利益取向的，而是责任取向，是国际社会化的结果。第四，它是一种跨越式的引领。从已有的多数历史经验看，即使国家实力达到了世界第一，并不自然地拥有世界领导权，需要较长时间的国际政治实践并积累相当的外交技巧，何况2030年中国并未在所有主要指标上实现世界第一。但是，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实践活动，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结合的过程。历史经验表明，“机遇和运气也(对全球领袖)发挥着一定作用，如果问鼎的机会来了，潜在的全球领袖却没有抓住机会，可能就要等待很久才能得到第二次机会。”(27)显然，当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好机遇，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实际出发，抓住美国主动放弃部分领导权的机遇，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使命出发，以推动人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进步事业为己任，以战略主动弥补战略薄弱，显然是一种跨越式的引领。

上述定位，决定了中国参与行使全球治理领导权的方式方法。首先，坚持实事求是，强调联合领导权原则。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实践的全球治理领导权，是一种联合领导权或者合作领导权，与历史上美英的情况不同，它是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基础、有其他大国参与、涵盖联合国及金砖国家等多边组织在内的新式大国协调。(28)其次，重视价值引领，倡行人类共同价值。我国提出价值引领意愿，主要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围绕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内容，占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十二字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因引入了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存异求同”等优秀思想因子，具备了较西方普世价值更为开放、包容的内涵。(29)对此我们既要拥有传统文化的自信，又要主动地面对强烈的国际社会期待，部分地抵消美国在制度方面的比较优势。第三，强调权力转移制度为先，重点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实现渐进式的权力转移。二十国集团与历史上的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等综合性多边协调机构都不一样，具有较强的非西方文明性质、南北均衡发展特点、全球危机管理功能，代表性与有效性兼具，如果得到进一步完善并运作得当，就能够成为世界性权力转移的重要制度性依托和基本框架性平台。